贵州当代小说中的“新中国精神”初探

文学创作与时代紧密相连,贵州小说也是如此。“新中国精神”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不同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相伴随的具有引领性的精神品质,它与文学创作及文学经典的生成密切相关。本文就贵州当代小说中的“新中国精神”作必须要的探讨,重点分析了贵州小说中渗透着的“新中国精神”特质。

形式的诱惑与选择——议查良铮翻译对其后期创作的影响

诗歌的翻译对穆旦后期的创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穆旦在解放后致力于诗歌的翻译,主要集中于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自身的诗歌创作相应受到翻译潜移默化的影响,面临更多的诗歌形式的诱惑与选择。这一过程与痕迹,比较穆旦前后期诗歌就可以看出:其后期诗歌诗歌创作更加注重形式的严谨,穆旦创作的诗歌中具有整齐的格律风格,后期更注重诗歌的节奏与音乐性。

试论《闲情偶寄·曲话》中的美育思想

《闲情偶记》中的"曲话"一直以来都被人视为纯粹的戏剧理论,但我们认为李渔从如何培养戏剧欣赏习惯、戏剧以常情动人的艺术特点、戏剧的美育效用等方面,给了我们用戏剧进行美育的启发,这对当下的美育工作不无裨益。

雪莱对穆旦创作的影响

穆旦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建国前,翻译浪漫主义作家的诗歌是在建国后,但穆旦在西南联大时直接接触雪莱的英语原著诗歌版本,因此创作无形受到雪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强烈的抒情气质、抽象名词拟人化的诗歌技巧、黑夜和死亡的意象移植三方面。

拜伦对穆旦创作的影响

穆旦是九叶诗派的代表性诗人,同时又是翻译家。"译"与"作"的交织伴随着穆旦的整个文学旅程,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的翻译对穆旦的诗歌创作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而,深入探析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进入穆旦诗歌世界的一条捷径,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必由之路。本文从昂扬的战斗激情、强烈的讽刺、对话模式三方面来分析浪漫派作家拜伦对穆旦创作的影响。

“形象思维”理论视野下的梁实秋文艺创作思想探论

梁实秋以“普遍的人性”为旨归的创作观,如果仅从概念出发,的确存在着不可抹杀的抽象性;但如我们以“形象思维”为理论视野并结合其创作实践来看的话,则会发觉其以“普遍的人性”为旨归的创作观是符合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规律的。梁实秋创作观中的“形象思维”内涵主要表现在文学形象来源于生活、理性指导下的“创造的想象”和描写具体的“普遍的人性”等三个方面,且梁实秋的文学作品呈现了情理兼容的“中庸”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