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家中共中央机关日报——《红旗日报》

《红旗日报》是第一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日报,1930年8月15日在上海创刊。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了数份刊物,主要有《布尔塞维克》、《红旗》三日刊、《上海报》等这些报纸在党的领导下秘密出版,在保护自己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传播党的声音。1930年5月,随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军阀大战的爆发，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6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案。在这一“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下，过去地下状态的党报被要求公开出版，并出版日报。

日本黄色新闻潮与报业煽动机制

明治中后期,日本报界以《万朝报》和《二六新报》为代表展开了与美国黄色新闻潮相似的历史时期。报纸通过耸人听闻的犯罪报道和揭黑运动吸引了大批底层民众的眼球,增加了销量。报纸通过黄色新闻对底层民众影响日趋增加,逐渐积累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直至1905年在"日比谷公园烧打事件"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煽动性。不同于美国社会对黄色新闻的抵制和反思,这种煽动性此后一直存在于日本报纸的基因内,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发挥着作用。这是黄色新闻潮在日本新闻界的异化。

“知识阶层的精神伴侣”到“民众生活的必需品”——以社会动员为角度考察日本近代报纸的大众化

日本报纸的大众化趋势是报纸逐渐脱离上层精英的束缚,慢慢走向民众的一种趋势。文章试图以小报的产生和发展作为日本报纸大众化的起源,以《万朝报》引发的"黄色新闻潮"作为日本报纸大众化的过渡,以《朝日新闻》的企业化改组作为日本报纸大众化发展的成熟标志,对这种趋势寻根溯源。伴随着日本报纸的大众化趋势,民众由无知无力到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被报纸动员起来,发展成为政治力量的威胁,最终导致报纸被政府收编。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黄色新闻潮"和言论贾祸的"白虹贯日"事件也从不同方面加剧了这种趋势。

煽动机制的“反噬”——“白虹贯日”事件深层原因探析

作为日本新闻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笔祸,"白虹贯日"事件并不仅仅是政府压制言论的结果,其背后有着更加复杂的深层原因。笔者认为,日俄战争后带来的大众化趋势席卷日本报界,报界在激烈的贩卖竞争中发展出"煽动机制",通过煽动民意对抗政府扩大发行量,从而获得经济收益。然而,不断高涨的民意使《大阪朝日新闻》错误地研判了报纸与民众、政府之间的关系,民意的最终背离以及报业同行的转向使《大阪朝日新闻》在与政府的对抗中陷入孤立,种种原因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最终导致了笔祸的发生。可以说,煽动机制的"反噬"是造成笔祸的深层原因,而这种煽动基因在日后的侵华战争中再次复活,发挥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历史缩影中的日本号外

日本号外起源于幕府末年。随着日本政府对报界的政策加码和社会局势的剧烈变化,号外逐渐成为国民第一时间获知信息的渠道。采编技术、印刷技术以及信息传输技术的不断进步,为号外的迅速、大量发行奠定了技术基础。日本近代的几次对外战争为"号外战"的白热化提供了舞台,而"号外战"本身也为战争的不断升级创造了舆论环境。另外,作为一种有效的竞争手段,号外成为当时日本报界在经济上打压对手的撒手锏。20世纪50年代(昭和中期),广播在日本的迅猛发展促使号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进入90年代(平成时期),日本报界依然会在重大的社会事件爆发时发行号外,但无论规模还是社会影响上,都不能与之前相提并论。号外成为了记录日本近代重大社会事件的珍贵历史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