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对外援助——动机、特点和表现形式

援助活动中的成本承担方与受益方分离,具有准全球公共产品特征,因而面临供给激励不足问题。在回顾主要国家对外援助动机及互动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现实中用以缓解供给激励不足的手段及其对援助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选择性激励”手段常被用以缓解供给激励不足问题,具体表现为援助国经常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援助对象和方式进行筛选,甚至在援助中捆绑各类附加条件;“选择性激励”手段虽然有助于缓解供给不足,但是却使得援助活动成为援助国自身利益的延伸,甚至会引发多个援助国之间的利益纷争;援助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既表现为主导权之争,也表现为议题层面的话语权之争,两方面竞争共同塑造了国际援助格局。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一方面要坚定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立场上推动国际援助体系变革,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构建有竞争力的发展议题,应对援助领域的话语权竞争。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债务减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逻辑和参与约束

本文从资本逻辑和参与约束的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债务减免的动机和制约因素。资本逻辑要求债务减免主要以服务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输出为目的,对增强债务国的偿债能力效果有限,而且还会加剧国际不平等,因此往往难以满足参与约束。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减债方案即便在本质上仍体现了资本逻辑,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和规则化减免方式的掩护下其也能满足参与约束并得以顺利实施,因而也被发达国家奉为国际范例。本文认为既要借鉴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方案规则化的经验,也应警惕隐藏在技术细节中的资本逻辑,推动债务减免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最好雇个乐观者?——模糊性下的最优合同

人们在决策时如果无法获知相关事件的发生概率,便称为人们面临模糊性(ambiguity)决策。此时Savage的主观期望效用模型将不再适用于刻画决策者的行为,前沿的决策理论通过引入模糊性感知和模糊性态度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基于此,本文利用基于NAC(neo-additive capacity)的容度效用模型研究了模糊性下雇佣关系中的最优合同问题,发现:(1)由于决策方式的不同,乐观的雇员更容易被激励,因而他们往往能够给雇佣者带来更大的利润;(2)模糊性是合约设计中十分重要的考虑因素,忽略了不确定性,任何理论上的最优合约都可能失效。本文也解释了为什么企业文化中经常提倡积极态度(如乐观主义),以及为什么大量创业公司在初期盈利较好,发展壮大后反而衰落等现象,因而对理解企业的行为、发展以及合同设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

产业结构与经济风险——来自“荷兰病”的模型分析

"荷兰病"原指一国由于过度依赖单一产品或服务的出口而导致经济先繁荣后急剧萎缩的现象。本文将此概念拓展,认为此类"荷兰病"可以在任何产业中发生,其本质是追求现期利润而导致的产业过度集中,从而使经济体面临巨大的整体不确定性。通过分析此种经济模式的内在"荷兰病"趋势带来的不稳定性,说明了这种表面的经济繁荣是以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风险为代价的。本文发现,价格信号和利润信号可能无法全部反映行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此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大背景下,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市场机制在引导产业结构形成时的局限性,警惕此类信号的误导。此外,本文建议培育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以提高经济体的"容错"能力,同时产业政策的激进与保守也应取决于经济体的"容错"能力大小。

事权属性与专项转移支付——来自省级差异的博弈均衡

本文从动态博弈的视角,以"事权的不同外溢属性"刻画公共服务领域事权划分的差异,以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解作为条件,考察如何依据事权属性、中央政府重视程度、地方能力差异安排专项转移支付,从而实现财政资源的再分配。研究表明:事权的不同属性是造成专项转移支付省级差异的内在原因。当中央对地方的重视程度与事权外溢性大小一致时,能够产生更强的财政筹资激励。中央对地方的重视程度会放大转移支付的财力效应。但在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下,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要求中央政府与不同省级政府之间实现均等财政分担。最后,本文通过我国专项转移支付的经验事实与省级政府预决算信息验证了模型结论,为理解我国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一个一致的解析框架。

模糊性情形下互动决策的行为探析

决策是经济生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当决策者不能确定事件发生的概率分布时,模糊性态度会对其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在互动决策中分析模糊性态度对行为选择的影响是一个有挑战的问题。文章探讨是否能够运用决策者在个人决策中的模糊性态度,解释和预测其在互动决策中的行为选择。文中设计了彩票实验、Ellsberg摸球实验和猎鹿博弈三个实验,在控制风险态度的基础上,将匹配概率带入到Choquet期望效用模型中得到理论预测,并与猎鹿博弈中的实际选择对比。结论显示:在模糊性情形下,决策者在个人决策和互动决策中的行为存在差异,个人决策中的匹配概率无法准确预测互动决策中的行为选择。这对于目前运用实验中测量的模糊性指标预测现实经济行为的方法提出了挑战。

如何行政发包——以省级政府目标驱动下的地方政府科技支出为例

科层制内部的任务分解和资源分配是中国政府治理的重要方式。“行政发包制”是理解中国政府治理的思路之一,但是不同特点的任务如何“发包”给不同能力的下级等问题尚未被充分讨论。2015年,中央将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冲击为本文研究省级政府如何向地市分配工作任务提供了契机。首先,本文把政府工作分为“明星型”任务和“守卫型”任务,并使用理论模型刻画了省级政府向不同能力的地市政府分配不同任务的行为特征。其次,基于2011—2018年28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各省人民政府发布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文件作为分组依据,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2015年中央提出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前后,两类地级市在财政科技支出上的变动差异。经验研究发现:(1)实验组地级市科技支出(“明星型”任务)占财政支出比值增速明显快于其他城市;(2)省份越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则辖区内地级市的上述差异就越明显;(3)地级市科技支出占比与省内其他市科技支出占比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印证了省级政府进行任务分配的机制。本研究对进一步理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的逻辑,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分头监管还是合并监管：食品安全中的组织经济学

食品安全取决于厂商在原材料、卫生条件等不同维度上的投入,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监管成为解决厂商道德风险的重要手段。食品生产技术的高度分工(如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的技术要求),导致政府的监管机构也必须形成相应的技术部门与之对应。这些来自于技术差异而天然分化出的监管部门应该进行独立分头监管,还是实施统一决策的合并监管呢?本文基于中国现实情况,从监管效力的角度,采用静态三方博弈的框架对分头监管与合并监管的优劣进行比较。总体来看:合并监管在减少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概率和规范厂商行为层面均优于分头监管。最后,通过对监管转型的研究,本文认为可以通过两步转型和分行业先后转型的方式,降低监管方式转型对社会总福利的负效应。

知识、信念与均衡--一个关于博弈均衡解理性支持系统的讨论

博弈理论的发展过程可以看成是对其均衡解的概念不断完善和精炼的过程,而解的概念反映的是行为和信念的一致性。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在决策时决策者不但要考虑自己的信息,还要考虑别人的信息,别人对自己信息的信息等等高阶信念,此时如何定义信念一致性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学者。海萨尼的贡献在于通过构造"海萨尼转换"将不完全信息博弈转换为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博弈,并基于此提出了贝叶斯纳什均衡的概念,为经济学建立了分析信息问题的博弈框架,并奠定了整个信息经济学的基础。本文认为,海萨尼意义上的贝叶斯纳什均衡的一致性需要以共同先验假设为前提,但是此假设在现实中很难满足。因此,在使用海萨尼博弈分析实际经济问题时,必须首先检验共同先验假设是否可以被满足。

企业成长类型与资本结构--基于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本文立足经典资本结构决定理论,从企业成长性角度对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扩展,并利用中国A股市场数据对理论预测进行验证。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由于成长型企业债务担保能力有限并且短期现金流较少,从承债能力角度看,成长型企业相对于非成长型企业较弱。同时,由于成长型企业内部代理成本较低,无须像非成长型企业那样通过负债引入监督机制,从借债动机看,成长型企业相对于非成长型企业较弱。通过以上两种途径,企业的成长性会影响资本结构,导致成长性高的企业更倾向于更大的股权融资比例。

国有企业改革四十年的理论回顾与展望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对改革历程和穿插其间的理论争论进行回顾,是应对新时代挑战的重要理论准备。而国有企业作为改革的核心,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以小见大的启发意义。国企研究相关文献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三类——国企低效论、国企有效论和制度论。国企低效论以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为理论基础,但是其对经济活动的刻画过于简化,无法有效地对经济秩序变化的动态过程进行细致分析,因此其国企低效的结论也值得商榷。国企有效论和制度论均从不同角度关注经济变迁过程,为国企和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赋予了新的、符合现实的职能。但是二者仍然没有相互融合,尚未形成逻辑自洽的系统性理论,因此也无法完整地回答国企的定位和效率问题。进一步讲,对国企效率问题的理解核心在于对"经济秩序如何形成"这一宏大问题的探讨,这需要跨学科的合作。

国有闲置资产的有效利用研究——新市场财政学的视角

国有资产在管理中的资产闲置问题一直未能妥善解决。具体而言,闲置资产可以分为人为闲置型和自然闲置型两类。人为闲置型资产与资产管理部门内部激励错配有关,有效利用的目标在于理顺激励,充分发挥资产价值;而自然闲置型资产是在充分满足了资产使用目标后仍然出现的(短期)闲置,有效利用的目标在于理顺政府市场关系,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为了解决国有资产闲置问题,必须针对上述两类契约关系合理明晰、规范化各自参与主体的剩余控制权和约定控制权,理顺激励同时兼顾社会共同需要与私人部门营利需要。

忠诚折扣、产品和消费者的异质性与竞争壁垒

忠诚折扣是近年来最具争议的反垄断话题之一,许多世界500强企业都曾因为忠诚折扣遭受巨额反垄断处罚,但各国法院与反垄断执法机构从未就忠诚折扣的界定及其如何危害市场竞争达成共识。相关文献探讨也往往依赖特殊的竞争环境,不能很好地为忠诚折扣的反垄断规制提供一般性的理论支持。本文基于对现有反垄断案件的梳理,构建了一个允许产品或消费者存在异质性、"小厂商"存在产能约束的理论模型,对忠诚折扣潜在的反竞争问题进行探讨。本文指出,当产品存在异质性时,"大厂商"可能通过忠诚折扣排挤竞争对手;而当消费者需求数量存在异质性时,"大厂商"可能通过忠诚折扣排挤竞争对手,也可能借此强行分割市场。本文还指出,忠诚折扣的福利影响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但在合理的假设下其会对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带来负面影响。根据本文的研究,在欧美国家反垄断实践中常见的将忠诚折扣类比为掠夺性定价、独家交易协议的观点值得商榷。在相关反垄断案件中,应综合考虑包括产能约束、异质性在内的市场环境,并结合忠诚折扣对竞争的实质影响判断其是否违反反垄断法。

基层公共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与多重困境--以C市某区学前教育服务提供为例

基层公共治理中突出的多主体性、不对称性与多层次性,本质上反映出治理质量、治理成本与受益范围三个维度的治理要素无法同时兼容,只能择二为之。本文以学前教育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为例,从理论机制上指出具有异质性的基层公共治理主体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从矛盾关系的动态调整来看,参与主体在治理要素的分配中实现利益调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矛盾关系能够形象展示基层公共治理中的现实困境。从治理要素的静态权衡来看,在有限财政资源的约束下,这一现象深刻反映出压力型体制与基层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变化,同时也体现出基层公共治理在权威一致逻辑与多元主体逻辑之间难以双赢的困境。

线上排他行为、阶段性特征与数字平台治理:三方动态博弈分析

科学治理数字平台的线上排他行为是全球范围内的重要议题。国内外既有理论研究与现实案例更习惯于对相关行为进行“对”“错”判断,本文尝试提出第三条路径,即根据数字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个案具体情况,相机选择适宜的规制立场和监管措施。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分析表明:线上排他行为既可能产生限制线上竞争的“选择限制效应”,也可能产生促进线上线下竞争的“投资保护效应”。在线上经济发展初期,投资“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往往会使得投资保护效应带来的积极影响超过选择限制效应的消极影响,因而线上排他行为更可能提升社会福利。随着线上经济不断走向成熟,投资“搭便车”不再是主要矛盾,线上排他行为对线上竞争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进而降低社会福利。阿里巴巴“双十一”购物节及“二选一”行为对电商发展产生的影响较好地印证了上述机制。本文认为,数字平台治理应根据其发展阶段相机行事,在用户培育期审慎包容线上排他行为以期实现与限期专利保护类似的积极效果,而在平稳成熟期则强化线上排他行为的反垄断规制以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