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跨代作家属代处理的原则和方法——以元末明初代表性作家为例

文学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并不一定会按照朝代更替而改变其发展路径。然而,文学史家又不能不将文学的历史发展分为若干段落来加以描述,以便呈现出各个朝代的独特文学风貌,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于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与朝代更替就不能不产生联系,跨代作家的属代问题也就成为文学史家不能回避的问题。尽管文学史家在撰写文学史的过程中都会对跨代作家进行属代处理,但却很少有人对属代处理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理论探讨,以致出现同一作家在不同文学史著中归属于不同朝代或同一时期的作家在同一文学史著中被分属于不同朝代的现象。跨代作家的属代处理应该遵循作家自愿归属原则,这不仅体现出作家的主体性,而且容易与其创作实践相关联,有利于确定此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真实地位。在此原则指引下,寻找作家自愿归属的文字材料,发现作家进行创作的情感动因,发掘作品呈现出来的时代风貌,就成为跨代作家属代处理的有效方法。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论纲

用历史的眼光清理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科学地建构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以今例古”“以西律中”不是建构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观念史的正确态度和方法。而按照中国古代小说思想的本来面目描述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才能让人们真实地了解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深入认识传统与现实的内在联系,这样的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才算是中国古代小说观念自身的历史。中国古代小说既有被正统文化所接纳的士人小说,也有被正统文化所排斥的通俗小说,还有由近古市民小说发展演变而来的近代公民小说。而反映这些小说的观念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必须对它们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客观描述和科学说明,才能建构出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

《汉书·艺文志》著录子类小说书目提要5种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作品15部,大体可以分为5类,即“说”“子”“术”“事”“言”。“说”类小说为《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之正格,其篇目数量也最多。而“子”类小说也是《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之主体,其作品数量占《汉志》著录的1/3。其中著录的《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5部“子”类小说,也是研究汉代“子”类小说的重要文献。

小说家出于稗官新说

《汉书·艺文志》以为"小说家出于稗官",其说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现代学者的认识颇为分歧。余嘉锡作《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认为稗官即小官,指"天子之士"。近年出土秦汉简书证明稗官乃指县令长及长吏以下之属官,传世文献也证明稗官为小官之通称,并不局限于"天子之士"。上古"稗"音"排",秦汉以"偶语为稗",西周传留有"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的言谏制度和"士传言,庶人谤"的社会言论管理制度,而师、瞍、瞽、矇、百工等即是为君主管理和提供"排语"、"诽语"或"偶语"服务的"稗官"。小说家所从出之稗官则是春秋时期服务于诸侯公卿的"稗官",师旷即其代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不仅揭橥了小说家与师、瞍、瞽、矇、百工等的身份联系,也提示了小说与歌谣、赋诵、笑话、寓言等文体上的关联。由于俳优也是稗官,因此,"俳优小说"后来也成为了小说发展的一个方向。

“兴于诗”: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逻辑起点——孔子文学教育思想探论之一

孔子所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前人有过许多讨论,理解各不相同,以程颐、朱熹之说影响最大。然而,将此章理解为"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也仍义有未洽。"诗"、"礼"、"乐"无论在学校教学还是在文化生活中,并没有难易之分,先后之次,深浅之别,三者原本相互配合、相须为用。传世文献里的"诗"、"礼"、"乐"其实有两个层面,一是"数术"层面,一是"义理"层面。作为"数术"层面的"诗",不仅包括《诗》文本,也包括用于歌咏的声乐、器乐和指导诗、乐的礼仪。而"义理"层面的"诗",不能局限于诗义,而应该是全部"新六艺"所体现的君子之"志"。这种"志"既包含了意志,也包含了情感,可以是"见贤思齐"的好善之德,也可以是"见不善而知自省"的恶恶之心。这是学者"立身成德"的第一步,是基础,也是起始,《诗》则是实现这一起始目标的代表性媒介。因此,"兴于诗"是孔子对弟子进行人格培养的起始路径,它既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的文学观念,同时又是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逻辑起点。

小说观、小说史观与六朝小说史研究——兼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有关论述

小说观和小说史观是构建小说史的核心和灵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的奠基之作,也规范了中国小说史学八十多年的发展。然而,其以小说为虚构的故事的现代小说观与六朝志怪和志人作品的创作思想和认知方式大相径庭,按照进化论所构建的小说发展线索也不能客观反映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实际。中国小说史的建构从鲁迅开始,不必也不应该到鲁迅就结束,全体小说研究者都有责任和义务用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来重构中国小说史,让中国小说史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以推动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深入,努力探讨中国小说的民族形式及其文化特色,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提供借鉴。

曹植诵俳优小说发覆

史载曹植在邯郸淳面前"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根据相关文献和出土文物可知:此事发生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年轻的曹植为了在"博学有才章"的名士长者邯郸淳面前展示才华,进行了这些属于俳优技艺的表演。"胡舞五椎锻"是针对五椎的健身舞蹈,通过拍打、按摩、运动五椎,调理脏腑功能,从而健康体魄。"跳丸击剑"也称"跳丸剑",是用手或脚同时抛接玩弄多个丸铃和多把短剑的高难度杂技表演。"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则是诵类似敦煌佚书《韩朋赋》等的民间俗赋,江苏尹湾西汉晚期墓出土的《神乌傅(赋)》便是这种俗赋,曹植的《鹞雀赋》则是文人拟俗赋。了解了这一点,对于理解史志小说家小说与民间通俗小说的关系,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生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钱希言《戏瑕》所记《水浒传》传播史料辨析

钱希言《戏瑕》载"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学界多以为此材料能够证明嘉靖前即有《水浒传》在社会上传播。然而,通过文献考证得知,"犹及与闻"的"功父"即明末著名画家、藏书家钱谷之子钱允治,他与文征明等一起"听人说宋江"的时间不能早于其出生的嘉靖二十年(1541),实际时间应该更晚,正值文征明的晚年,这时《水浒传》在社会上已得到广泛传播。至于他们听人所说"宋江"是说话故事还是《水浒传》或者兼而有之,已经无法确证了。

学术之小说与文体之小说——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两种视角

《汉志》是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著录小说家的,其判断标准是政教学术,而非文学或文体。在说话伎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通俗小说,是以审美娱情作为追求的一种新文体,有明显的文学文体特征。学术视角与文体视角并非截然对立,其所对应的文本形式常有交叉。两种传统和视角的撞击与融会,使得中国小说观念错综复杂。小说史研究理当尊重历史,努力揭示古人小说观念的实际内涵。

“修辞立其诚”本义探微

对于孔子在《周易.文言传》中所提出的"修辞立其诚",前人有许多解说,迄无定论。若从其解释《周易》卦爻辞的角度结合其言说语境去考察,这一观念其实继承和发展了殷商以来卜筮文化传统中强调职业操守和"思成"心理等重要思想和情感。"修辞"反映了从巫史作辞、正辞、用辞到春秋时期政教和外交辞令的发展;"立诚"则主要强调历史传承的官守职业精神和敬慎持中的文化心理。"修辞立其诚"是要求修辞者持中正之心,怀敬畏之情,对自己的言辞切实承担责任,采用最好的方式予以表达,并预期达致成功,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中"敬言"、"谨言"、"慎言"的优良传统。这一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思想观念对中国文学、文章学、修辞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来文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

现代小说观念以故事性和虚构性为小说的基本特性。然而，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虽未排斥小说作品的故事性，但都不承认小说作品的虚构性。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中，不仅第一次将《搜神记》之类的志怪作品由史部杂传类移录入子部小说家类，而且第一次将大批唐传奇作品著录于正史艺文志小说家类，并将虚构与否作为区分史传与小说的基本标准，从而开启了具有近代意识的小说观念的先河，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赋体起源和宋玉的文体创造──兼论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

赋体起源问题在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弄清这一问题,能加深对于赋的文体特征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赋体文学。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虽然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有把文学体裁和文学方法、起源和来源等混为一谈的毛病,但他们都看到了楚地作家和楚文学与赋体文学的密切联系。不过,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无论是从文化精神还是从文体风格上都与赋体文学有较大差异,荀子赋作乃其晚年入楚所作,时间晚于宋玉作品,因此赋体文学的真正创始者是宋玉。赋的文体特征反映了势尊道卑的政治语境下文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与心态,同时也显示了文人由王者之师的角色期待向言语侍从之臣的现实处境转化的文化轨迹。宋玉的处境和心情对于后世文人具有普遍的意义,他的文体创造开启了有汉一代之文学。

论《水浒传》的早期传播——以张丑著录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为中心

《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与《水浒传》的早期传播有一定关联。现存文献揭示,嘉靖初年的一批著名文人学士是《水浒传》的最早评论者,也是《水浒传》的早期传播者,《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之说有文献依据。明末人张丑所著录的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可以肯定在万历年间流传过,但是否为文征明手书却难以断定。即使确系文征明手书,也不可能是其20岁至30岁时所书,甚至不可能是其嘉靖二年做翰林待诏之前所书,而只可能是其嘉靖五年致仕后所书。由于其致仕后赋闲家居33年,晚年仍能书写蝇头小楷,故这一时段的任何时期他都可能用小楷书写《水浒传》。这一信息就《水浒传》的早期传播而言,意义是有限的。

《汉书·艺文志》著录之《虞初周说》探佚

《虞初周说》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汉代小说家的代表作品。但只见于著录,未流传下来。称《周说》者,除《尚书》之《周书》和《逸周书》外,尚有唐宋人所引来历不明的所谓《周书》,而其内容或多解释性和知识性;或具传奇性和故事性之短篇。皆符合汉人对《虞初周说》的注释和方士小说的特点,故这些引文很可能就是《虞初周说》的佚文。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观的现代意义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史观 ,这一文学史观受到元明以来“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和“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文体代嬗论的启发 ,同时超越传统的文体代嬗论而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意义。其现代意义主要表现在 :以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作为观察中国文学发展的新视点 ,实现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换 ;将中国文学史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进化论的基础之上 ,为认识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提供了全新思路 ;提出了符合现代价值标准的文学评价尺度。当然也应该看到 ,这一文学史观也存在自身的理论缺陷 ,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总结 ,以便建立起更加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真正体现现代思想观念的文学史观。

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应回归中华文化本位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类:一类是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通称史志子部小说;一类是不为史志著录而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小说,也称白话小说。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主要采用西方现代小说观念,离白话通俗小说较近,而离史志子部小说较远,故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前者而相对忽视后者,许多有价值的文化资源未能合理开发利用。在中国文化本位意识和学术本土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需要认真反思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对中国史志子部小说的歧视、误读和曲解,发掘史志子部小说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以推进中国现代文化的本土化进程。因此,当前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应该回归中华文化本位,将重点放在史志子部小说方面,以弥补一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两类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失衡的缺憾。

《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新探--兼论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时间的研究方法

《三国志演义》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通俗小说,百年来对它的成书时间有过许多讨论,至今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将文献学与传播学相结合,先确定讨论的文献基础,再讨论作品成书时间,可能是走出困境的有效方法。明初不具备诞生《三国志演义》的政治条件和文化环境。明中期社会走向腐败,统治者的控制力减弱,社会思想开始活跃,文化生活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面貌。弘治五年(1492),朝廷大规模征集图书时关注"稗官小说",刺激了通俗小说的发展。弘治七年(1494),蒋大器作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极有可能是这次活动的产物,编写者疑为蒋大器。此书嘉靖元年(1522)由张尚德整理作引并由司礼监刊行,成为《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

《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之关系

《礼记·乐记》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有子夏、公孙尼子、刘德、刘向诸说,近代以来争论尤为激烈。《乐记》部分章节与《荀子·乐论》高度相似,于是又有《乐记》抄袭《乐论》和《乐论》抄袭《乐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就现有文献考察,汉人《礼记》绝非《大戴记》和《小戴记》两种,今传本《乐记》则是《小戴记》中所保留之《乐记》,而非刘德等所撰24卷本《王禹记》或刘向校定23卷中秘书本《乐记》一部分。《荀子》之书为刘向所编定,《小戴记》也为刘向所校定,均依据原始文献,未曾篡改。大、小戴之师后仓乃“荀卿之支与余裔”,《乐论》并非荀子手著专论,而是荀子后学记述荀子论乐之语,包括古事与古言,以批判墨子的非乐思想;《乐记》也是荀子后学所记先师论乐之语,以阐述儒家乐学理论,同样包括古事与古言,它们之间同源异流,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后人是此非彼,强分轩轾,并无必要。还原《乐论》和《乐记》的成书情况,战国末年的荀子当为始作俑者,而文本写定则是荀子后学所为。将儒家形成系统的乐学理论归功于荀子学派,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

《汉志》著录之小说家《伊尹说》《鬻子说》考辨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小说15家,多载与道家相关的人物故事或道听途说。《伊尹说》为秦汉间道家所传,东汉后期仍存,魏晋以后失传。《鬻子说》与道家《鬻子》为二书,现传逄行注本《鬻子》为道家《鬻子》残本,其成书当在秦汉以前;小说家《鬻子说》则产生在西汉初年黄老道家盛行之时,六朝时亡佚。

“兴、观、群、怨”新解

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对中国诗学影响巨大。前贤对这段话有过许多讨论,尤以朱熹的解释最具权威。朱熹指出宋代学者对"可以观"的解说义有未安,然而,他自己对"兴、观、群、怨"的解释同样也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如果将孔子的这段话放在其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语境中,就会发现,"兴、观、群、怨"既不是诗歌创作论,也不是诗歌本体论,而是诗歌功用论。孔子强调学《诗》可以"起人之善意","观己之得失",使人"和而不流","怨而不怒",从而令学《诗》者领会礼乐文化精神并完善其道德人格。"兴、观、群、怨"有其内在逻辑,实际上体现的是孔子所提倡的"为己之学"。当然,"为己之学"最后要"推己及人",改造家庭与社会,即在完善君子人格的基础上"事父""事君",以实现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兴、观、群、怨"蕴涵有许多有价值的诗学命题,推动了诗歌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