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这既是对中欧班列这一标志性成果的高度肯定,也是对中欧班列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定位、新要求和新指引。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构想和中国实践,是亚欧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和稳定器。自2011年“渝新欧”班列开行以来,中欧班列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长、覆盖范围最广、运行频率最高的国际货运班列,为促进亚欧经贸往来、深化区域合作、提升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7.7万列,运送货物超过731万标箱,服务范围覆盖中国112个城市和欧洲25个国家的217个城市,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单向到双向、从单边到多边的跨越式发展。

ESG表现与境外投资者进入——来自外商投资股权变动的微观证据

以2009—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系统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境外投资者进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促进境外投资者进入,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这种积极效应在高科技行业、面临较强环境规制和较高环境不确定性的企业中更为明显。ESG表现的效应分解显示,企业良好的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表现均能促进境外投资者进入,且相较于社会责任表现,环境与公司治理方面的表现更有利于吸引境外投资者。机制检验表明,降低境外投资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投资风险是ESG表现促进境外投资者进入的渠道。拓展性分析发现ESG评价分歧将削弱企业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推进ESG建设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助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机制、路径与对策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有效拉动国内市场需求,而且有利于内需与产业之间的良好互动,促进国内经济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循环。具体而言,数字经济通过激发市场内需动力、提升国内产业支撑以及加强对外贸易纽带助推双循环格局的形成。为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加速数字技术赋能、推动场景创新、加强数字技术国际合作、加快数字技术平台建设、推进"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从而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世界经济繁荣稳定注入新活力。

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基于世界银行STRD以及OECD投入产出数据,从价值链长度与位置视角探究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表现出抑制作用,但是区分贸易方式后发现,抑制作用主要针对于加工贸易制造业;区分技术水平后发现,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低技术制造业表现出抑制作用,对高技术制造业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通过压榨效应和技术依赖抑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数字化转型能否推动中国企业进口扩大——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积极扩大进口对助推我国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促进贸易平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通过整合2007—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其与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提取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合并,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规模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张,且这一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减特征,对进口规模较小的企业最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和生产规模扩张三个途径来促进企业进口,从进口构成上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额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国家层面和产品层面的进口集约边际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产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推动了出口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中间品的进口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还有助于提升企业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时间以及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和技术类产品进口份额。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主动扩大进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有利于强化市场动力和产业支撑作用,而且有利于强化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间的纽带,是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激发内需市场动力助推形成新发展格局。第一,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打通消费堵点。

高水平开放下的税收治理:进口竞争与企业避税

扩大进口是对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但由此产生的竞争效应可能会影响企业避税动机,进而侵蚀国家税基。本文基于200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依托进口关税调整冲击识别了进口竞争与企业避税行为间的因果关联。研究发现:日渐激烈的进口竞争会显著加剧企业避税程度,原因在于进口竞争挤出本土企业利润,凸显落后企业的竞争劣势,迫使其通过避税进行代偿或维持生存。进口竞争加剧下的企业避税并非偶然性的短期现象,主要源自避税资本市场溢价效应的强化性反馈。当进口竞争持续加剧时,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减税降费有助于提升企业纳税遵从,但后者发挥的是输血而非造血功能。本文丰富了企业避税外部动因的相关研究,从纳税视角深化了对中国扩大进口下贸易利得的辩证理解,为协同推进税收治理和高水平开放提供了决策参考。

银行业管制放松与地区金融科技发展

以金融科技赋能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优化中国金融体系结构、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根本遵循。本文基于2003~2021年全国工商注册企业和银行业分支机构数据,系统考察银行业管制放松对地区金融科技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银行业管制放松显著促进地区金融科技发展,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银行业管制放松主要通过金融可得性和人才集聚两条路径促进地区金融科技发展,并且适当严格的监管环境有利于强化银行业管制放松对地区金融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银行业管制放松对于地区金融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高银行业结构多样性、高金融稳定性地区以及中心和内陆城市更加显著。进一步地,银行业管制放松对地区金融科技的推动作用虽然能够改善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度,但也会导致金融鸿沟和网络金融风险。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以金融科技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金融体系提供政策参考。

银行竞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中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银行竞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竞争通过有效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风险和提高研发创新能力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国有银行占比较低、存在外来银行进入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聘请金融背景高管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竞争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促进了企业跨区域投资。

出口企业数字化转型、双重网络位置跃迁与国际竞争优势重塑

在数字经济时代,出口企业面临日趋复杂的供应网络和贸易网络,如何借助数字技术充分利用双重网络资源有效重塑国际竞争优势已成为新发展格局下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出口模型,构建了双重网络位置视角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国际竞争优势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A股上市企业核心供应商、客户数据与中国海关产品匹配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国际竞争优势提升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显著提升了国际竞争优势并呈现出结构异质性特征,在使用不完美工具变量法和加权双重差分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回归结论依然成立。双重网络位置跃迁是数字化赋能国际竞争优势提升的重要渠道,相较于贸易网络,供应网络位置跃迁在促进国际竞争优势提升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际竞争优势的提升在小微企业、沿海地区企业以及高管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对核心供应商的强依赖性,有助于实现供应风险的多元化分散。本文丰富了复杂网络视角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为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虚拟集聚能否促进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全球分工体系进入系统性重构期,如何利用新一代数字技术打造的虚拟集聚平台赋能城市出口升级,已经成为推动外循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将数字经济“长尾理论”引入异质性出口模型,利用2005—2015年OEC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检验虚拟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虚拟集聚显著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这一结论在利用历史数据做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相比于加工贸易产品,虚拟集聚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对一般贸易更为显著,同时在地理区位上呈现由中心向外围、东部向中西部的辐射效果。通过解构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发现,虚拟集聚主要通过产品内效应、产品进入/退出效应等产品再配置渠道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虚拟集聚有助于推动市场一体化、缓解拥挤效应和优化出口结构,与地理集聚的协同演变也有利于出口质量升级。本文为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空间布局优化及中国高质量外循环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思路。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如何协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决策者和学术界关心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水平,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影响效应分解显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平均工资的提升,而并未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3)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数字化主要通过劳动力配置效率渠道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4)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议价能力高、信息透明度低、高技术行业以及制造业行业中的作用更加明显;数字化转型在提升雇员和高管薪酬的同时并没有显著扩大内部薪酬差距,并且还存在创新激励效应。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供应链金融与中小企业“走出去”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推动中小企业融入全球市场,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还是中国充分利用全球要素资源,奠定新一轮全球经济分工地位的关键。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出口决策模型,利用2010—2019年A股中小板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有助于中小企业“走出去”,这一影响对于区块链技术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企业、银行业竞争程度较低地区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在排除异质性处理效应等一系列内生性问题后,本文核心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融资效应和网络关系效应是供应链金融影响中小企业“走出去”的两个重要渠道。拓展性分析表明,供应链金融有助于抑制企业“脱实向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供应链金融在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同时有利于增加就业,推动“稳外贸”与“稳就业”协同发展。本研究为推动数字经济背景下供应链金融创新发展和中国高质量外循环提供了政策参考。

公共数据平台开放能否促进财政透明度提升?——来自市级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推进数字中国战略和数字政府建设的重大举措,政府公共数据平台开放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技术驱动。文章以市级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了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可以有效提升财政透明度,这一结论在排除异质性处理效应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以及公共财政关注意识提升是公共数据平台开放促进地方财政透明度提升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平台开放的促进作用在外围城市、中西部地区城市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城市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财政透明度提升存在区域竞争效应,并且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增强了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财政透明度提升的促进效应。此外,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于财政透明度提升的促进作用可以提高地区创业活力,吸引企业尤其是数字服务企业的进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数据要素资源有效利用和建设现代化财政治理体系提供了政策参考和经验启示。

发展数字经济 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数字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有利于强化市场动力和产业支撑作用,而且有利于强化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间的纽带,是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虚拟集聚、知识结构与中国城市创新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如何借助新一代数字技术打造的虚拟集聚平台赋能城市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技术选择模型将表征产业组织数字化的虚拟集聚与城市创新绩效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内,考察了虚拟集聚与城市创新之间的关系及其通过知识结构影响城市创新的关键路径。研究发现,虚拟集聚促进了城市创新发展,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虚拟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知识溢出的空间阻滞问题。异质性分析发现,虚拟集聚对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促进知识结构相关多样性提升是虚拟集聚影响城市创新绩效的重要渠道,并且虚拟集聚的创新增长效应遵循“梅特卡夫法则”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此外,城市虚拟集聚水平越高,引致的创新促进作用及创新模式越偏向于渐进式创新。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产业组织数字化和城市创新方面的文献,为探索产业数字化及中国城市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拓宽了视角。

波特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探讨

本文分别对比分析波特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以此来对:价值链从一个分析企业内部价值活动的概念放宽到全球价值链是否可行?全球价值链与波特价值链有什么异同?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解释。为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础,并对中国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