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伊斯兰化蒙古人对“扎撒”、“必力克”的信仰——以中西亚伊斯兰化蒙古汗国为中心

成吉思汗的《大扎撒》是蒙古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和记录成吉思汗箴言的"必力克"一起成为蒙元时期蒙古人军事、伦理、教育、社会等各方面的规范,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巩固以及元王朝和其他蒙古汗国的建立和发展,其很多观念已经在贵族乃至平民当中形成融入血液的习惯和信仰。《大扎撒》和"必力克"既是游牧社会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社会法律规则,又是成吉思汗个人思想和经验的结晶,加之成吉思汗自身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人们对两者的信仰从而合二为一,即使很多蒙古人经过长时间已逐步被占领地区的文化所同化,如汉化、伊斯兰化,但很多习惯和思维方式仍能够传诸数代。本文试图首先从伊斯兰化蒙古人入手,系统梳理其对"扎撒"和"必力克"的信仰及对后世的影响,这即可体现成吉思汗作为一个时代开创者的不凡,亦能从中探究其思想对于蒙古民族的形成、巩固、发展,乃至能够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论元代入仕怯薛的儒化与相权的特点

怯薛是元王朝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组织,源于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设立的的怯薛军和怯薛宿卫轮值制度,是影响元朝政治的漠北三大旧制之一。众多学者在怯薛入仕的问题上,基本都认为其作为皇帝近侍,有着"密近天光"的便利条件,得以影响朝政,为自身的集团利益服务,与其他王朝出现的宦官、中朝乱政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且因为怯薛与皇帝之间有着漠北的主奴依附关系,其作为也有着落后的表现。即使怯薛入仕,身为宰相,也不能发挥传统官僚系统对皇权的制约作用。本文则认为,怯薛在进入元朝后,其主奴关系更多表现在身为世袭"孛斡勒"的荣耀,亦即"大跟脚"的身份。怯薛在元朝中后期已经成为高等官员的储备库,且是蒙古勋贵中儒化较深的集团,成为元朝儒化日益加深的代表,并承载了相权制约皇权的作用。

元朝君臣关系“主奴化”再辨析

蒙古旧制中的君臣关系是一种贵族式的契约关系,而并非依附性的主奴关系。这种君臣关系与中原集权制雇佣式君臣关系并存和互融,从而出现了元朝特有的政治形态。元朝在任官上保持了部分贵族式君臣关系,君臣之间的羁绊靠的是家庭式的情感。元朝宰相的权力事实上要比科举制度下的雇佣式宰相更大,对于皇权也更有制约。将明清专制主义皇权极大提高的原因归结于元朝的漠北旧制,是值得商榷的。

《努力周报》研究综述

《努力周报》是20世纪20年代颇具影响的自由主义刊物，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努力周报》逐渐成为学界所关注的热点。文章从以其为载体引发的思潮，聚集在其周围的学者群以及其办刊特色等三个方面就相关研究状况做一简要述评，并指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付之阙如的状况以及深入研究的必要。

儒家在现代中国国族认同建构中的责任担当

一、前近代的国家建构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在近代民族主义勃兴之前,无论东方西方,国家的组成都不是以民族认同为依归,甚至都不是简单以宗教和文化为依归,而往往是以认同一种文化为基础的政治秩序。而这种政治秩序,均是以一个超级大国的长期存在为基础,并以其为中心,在一地区长时间稳固的存在。虽然超级大国的统治集团会有所更迭。

儒家在现代中国国族认同建构中的责任担当

一、前近代的国家建构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在近代民族主义勃兴之前,无论东方西方,国家的组成都不是以民族认同为依归,甚至都不是简单以宗教和文化为依归,而往往是以认同一种文化为基础的政治秩序。而这种政治秩序,均是以一个超级大国的长期存在为基础,并以其为中心,在一地区长时间稳固的存在。虽然超级大国的统治集团会有所更迭。

夷夏关系与“大一统”的历史形态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虽然按照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区分了“华夏”与“夷狄”,但总的来说,中华文化仍是通过较为和平的“修文德以来之”的做法,促进周边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而加入“大一统”之天下秩序的。具体来说,从文教传播和夷夏关系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大一统”体制至少包含四种具体形态,即周制、汉制、北魏和唐制。考察这些形态的生成与发展过程,探讨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天下秩序与“大一统”的历史形态——以“夷夏之辨”为中心

本文基于华夏治道的天下观分析了大一统的几种历史形态。以夷夏之辨为中心,提出国史上的三种大一统形态:周制、秦制和唐制,并对南北朝时期的正统论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修文德以来之"的儒家理想最终在唐朝制度下得以确立,而以后的元清两朝皆奉行不悖,这才使得儒家文教能够超出中原农耕文明而及于草原,也打破了"拉铁摩尔诅咒"。此外,本文还兼论了国史上正统论的三种范式,并以此分析元代正统性危机的来源在于理学正统论的激进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