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年谱》诸版本述略——兼论四库修书的得失

由于留存于世的黄庭坚年谱版本较多,且至今没有系统的整理本,因此今人利用黄谱多有不便。本文通过对黄庭坚年谱初撰时的卷数及其演变的梳理,以及对流传的全帙本的校勘,认为四库荟要本《山谷年谱》是所有版本中最为精善的。同时,在比对四库诸本《山谷年谱》的异同后,初步认为至少在《山谷年谱》的校勘上,四库修书存在诸多重复工作,因而影响了四库本在版刻流传中的地位。

《天柱山志》所录苏轼诗作辨误

乌以风先生所撰《天柱山志》及天柱山志编辑委员会所编《天柱山志》均收录苏轼诗作《游潜山叙寄苏子平》和《赠寺丞王仲素致仕提举灵仙观》,经考证,《游潜山叙寄苏子平》乃其同朝张商英所作,《赠寺丞王仲素致仕提举灵仙观》乃其弟苏辙所作,诗名为《赠致仕景纯寺丞》。

文津阁的肇建与修缮——兼论《四库全书》的庋藏与移置

文津阁位于热河避暑山庄,始建于乾隆四十年。《热河园内新建文津阁工程奏销黄册》详细记载了建阁的物料、银两等,可以窥见文津阁建造的具体耗费。乾隆之后,文津阁历经多次修缮,《四库全书》也移置他处庋藏,这些修缮工程一方面维护了文津阁及《四库全书》,文化瑰宝得以保全和留存,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清廷的用度,劳民伤财。

苏轼的舒州卜居梦

当今学者多持苏轼来舒之说,其论据主要有三:其一,苏轼被贬黄州期间郊游舒州;其二,苏轼曾到任舒州团练副使之职;其三,安庆地区方志所载苏轼诗文均言及在舒州郊游。但仔细考订,苏轼与舒州未曾谋面:一则苏轼在黄期间未得离开,何谈郊游舒州;二则苏轼并未到任舒州团练副使;三则府志记载诗文多非苏轼所作。

略论宋朝安置刑的等级

安置刑在唐朝开始出现,宋朝时期达到极盛。前人对安置刑的性质、对象及等级均有论及,后学仅在此基础上重又考诸史料,对追官勒停安置进行补充,附加提出安置刑的等级另有分司安置、叙复安置和夺官安置,并对夺官安置、勒停安置以及除名安置的区别做一简要阐释。

黄庭坚到舒州时间新考

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其号源于在舒州山谷寺郊游,但其来舒州郊游时间一直未得厘清。今有元丰三年十月来舒和十二月来舒两说,详考之,黄庭坚应曾两次郊游舒州,一为十月游山谷寺,二为十一月初十日前后重游舒州,但十二月来舒之说属疏误而致。

迩英、延义两阁建置沿革考

迩英阁、延义阁是宋仁宗景祐二年建置的讲筵侍读之所。由于天气及其他原因,哲宗、神宗在仁宗每日一御的基础对御临迩英阁的时间安排上作出了制度性的规定。迩英、延义两阁作为北宋皇帝经常性御临的固定场所,在北宋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

《吴郡图经续记》版本流传考

《吴郡图经续记》自元符、绍兴刊刻之后,后世屡有影钞和刊刻。由于元符刻本不存,绍兴刻本成为现存最早的宋刻本。通过辨识藏书印及各家题跋,展现了宋刻本《吴郡图经续记》的递藏源流。明清时期,《吴郡图经续记》的抄本、刻本流传极为复杂,抄本中有影宋抄本、钱谷抄本及清抄本等,刻本自万历间钱谷以宋刻本、宋抄本为底本刊刻以来,日渐增多。

清内府抄本《欽定續通志》考論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内府抄本《欽定續通志》是三通館纂修過程中形成的一個修改稿本,天頭中有館臣的校簽、黄簽及墨筆題寫内容等。通過對書籍裝幀形式、版式特徵、黄簽的考查,可知内府抄本《欽定續通志》的原文應是纂修完成後進呈御覽之本。繼而研究天頭内容中校簽、墨筆題寫内容,發現其應爲進呈後發還三通館,交由館臣繼續修改而形成,具體校改時間不晚於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校改目的在於纂竣定本,以備抄入《四庫全書》和交付武英殿刷印。將清内府抄本《欽定續通志》與館臣纂修的底稿本及四庫本《欽定續通志》比勘,三者内容皆有異同,可循此窺探館臣删改、採擇史料的體例和原則。館臣删削内容多屬瑣屑無當、偏離主旨或經考證史實有誤的叙述。此外,根據抄本中黏貼的館員姓名,結合傳世文獻記載,不僅可以增補三通館纂修人員名單,還能了解參與編纂館員的具體職任。藉助增補的館員信息,大致揭橥《欽定續通志》分門别類撰寫的情況,本紀、列傳、載記、貳臣、姦臣等乃抄撮各朝史籍匯輯而成,其他門類如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禮略、謚法略、圖譜略、金石略等,應是延請學界名儒編纂。

《群書考索》四庫底本考論

《群書考索》現存宋刻本、元圓沙書院刻本、明慎獨齋刻本三種。學界多認爲《四庫全書》收録以明刻本爲底本,筆者認爲四庫底本應爲圓沙書院刻本。緣由有三:其一,核查元刻本、明刻本以及四庫本《群書考索》的標目分合,發現四庫本在兩者基礎上進行了一些調整,而元、明刻本之間的分目並無差别,以標目來判斷明刻本爲四庫底本的説法不足取。其二,《四庫全書總目》叙述内容並非抄録慎獨齋本《章如愚小傳》,而是轉引《金華先民傳》。所謂内府藏本即是《天禄琳瑯書目》著録的慎獨齋本更是難以立足,因元刻本亦曾收貯内府,只是未被《天禄琳瑯書目》收録;其三,經與湖南省圖書館所藏四庫底稿本核對,并結合各版本内容的比勘,可以確信四庫本《群書考索》當以圓沙書院本爲底本,兼以明刻慎獨齋本參校。

书写与权威:四库馆臣对《全蜀艺文志》作者的改撰

《全蜀艺文志》是明人辑录的有关蜀地的诗文选集。清代以来,编纂者的身份颇有争议。通过寻绎明代以来至清初的文献记载,《全蜀艺文志》的作者为杨慎应属确凿。然而,自《四库全书》编纂之后,周复俊却被改为《全蜀艺文志》的作者,各阁提要及《总目》均题为周复俊。四库馆臣之所以改撰作者,一方面确实存在致误的客观原因,周复俊曾重编《四川总志》,因此馆臣径将周复俊《四川总志序》误作《全蜀艺文志序》,故而顺理成章的以周复俊为作者;另一方面,通过诸提要对杨慎的评价可以发现,四库馆臣伪题《全蜀艺文志》作者,掺杂着诋毁杨慎的意图,借此树立清代考据学的权威。与此同时,四库馆臣借助官修《四库全书》的政治权威,改撰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规训了其他目录学著作的撰述方式,对后世影响极大。

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刻本《史质》辨疑

王洙撰《史质》目前仅有明钞本与明嘉靖刻本流传。在刻本系统中,国家图书馆藏本存在诸多阙漏,与台湾大化书局影印本核对后发现这些残缺抑或是人为抽删所致,其中凡涉及元统治者及夷狄段落几乎均遭捐弃。

四庫提要史源芻議——以史部地理類爲例

《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是中國古代集大成式的官修書目。從目録學發展歷程來看,《總目》藉鑒歷代書目編纂經驗,集各種撰述體例於一身,擷取諸家之長,總結并發展解題式書目的撰述原則和題寫方式,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代表着中國古代目録學發展的新高峰。《總目》對近兩千年的學術發展有系統之梳理與總結,成爲學人讀書治學的津筏,具有極爲重要的學術價值。提要(又稱解題),謂摘出要領,即韓愈《進學解》所稱之“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1。提要的叙述體例屬於中國古代解題式目録的一種,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給“解題”所下的定義爲:不同於一般的目録摘要,解題不僅記録篇名卷數、撰人之履歷,還著録版本類别、款式、版刻特點、得書經過,更重要的是介紹書的内容,作出簡要評述,縷析學術之淵源2。

嘉庆朝《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考

通过比勘《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与其他各阁书目及《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书籍名称及类目排序的差别,可以判断《装函清册》并非伪作,并从《装函清册》著录的书籍、避讳和补函情况推测抄写于嘉庆时期。作为文宗阁《四库全书》的劫余之物,该清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将其与陈垣抄录的文津阁书籍函数进行比勘,发现两阁在书籍装函、合函等方面存在差异,可进行比较研究。

《四库全书考证》的版本及校勘价值述略

《四库全书考证》作为《四库全书》校勘成果的汇总,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但自其成书以来,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其版本源流至今仍不明了,因此有必要仔细梳理现存各版本间的关联以及具体内容的异同。同时,由于很多书籍诸如《戒庵漫笔》等未被《四库全书》收录,但相关的考证内容见于清抄本及武英殿本《四库全书考证》,今人在整理古籍时未及引证,不仅造成其精审的校勘成果被掩盖,还致使书籍中的讹误没有得到修改。从这点来看,对《四库全书考证》版本源流的厘清,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各版本收书的差异,有利于利用清抄本及殿本《四库全书考证》中的考证内容,为今人的校勘工作提供参考。

《清儒地理考据研究》评介

华林甫教授主编的《清儒地理考据研究》于2015年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共包括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四卷,分别由各自领域内的专家协力完成。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这既是一部关涉清儒地理考据的考证学著作,又是一部带有总结清代地理学史意味的学术史专著。

赓续宋祚抑或绍承元统:明代的元统论争及其嬗变

对元朝正统地位的认同是明朝自建立以来一直思考的大政。明初,在巩固并维护自身政权的目的下,明代帝王认为其正统之位乃是绍元而来。与此同时,士人撰述亦是追忆前朝,奉元为正统。但北部游牧民族的威胁,特别是土木堡之变给明朝带来的震动,导致明代元史观的更张,士人撰述开始斥责元统,明朝廷的态度也一改尊奉元统的基调。由此看来,元朝正统之位经历了由认同到否定的嬗变以及官方与士人之间的纠葛,而这也预示着关于元明鼎革的历史叙述的转变。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纂修考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编纂源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七月二十五日发布的谕令,档案记载《简明目录》由乾隆四十六年《四库全书总目》析出,并不确切。根据对《总目》残稿的考察,发现《简明目录》吸收了乾隆四十七年《总目》进呈前的修改。在《简明目录》编纂完竣前后,产生了赵怀玉录副本、誉清本及袖珍本等,各本与阁本的《简明目录》差异明显。通过对文溯阁档案的揭,发现阁本《简明目录》经过了覆校时的撤换和重新写。

清代内府抄本《四库全书考证》考论

国家图书馆所藏清代内府抄本《四库全书考证》,内含校签、涂改等,为文渊阁《四库全书》庋藏本以及武英殿聚珍本的底本。通过对该《考证》署名页及校签的考订,发现其原文应为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十九日的进呈本,校签及涂改应是进呈本发还之后,为了抄入《四库全书》及武英殿排印而进行的修改。同时,对于校签的简单梳理,能够还原四库馆臣办理《考证》的具体细节和流程,对于四库学的相关研究具有珍贵的版本价值和史料价值。

《四库全书考证》的编纂、抄写及刊印

通过查检清宫档案,发现《四库全书考证》于乾隆四十一年酝酿,四十三年正式编纂,四十七年正月完竣,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进呈,后直至乾隆五十四年一直在馆校对,嘉庆初年始交付武英殿摆印。此外,现存文渊阁本《考证》的修改内容与庋藏时间不一致乃是因为七阁《考证》均由馆臣带回武英殿重新缮写,较最初的庋藏本,吸收了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四年的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