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话语视角下的女性诉讼离婚难研究

公正司法需要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之中体现。面对司法实践中女性诉讼离婚难的客观现实,微观诉讼话语的视角可以有效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的产生机理。在离婚诉讼过程中,话语作为一种行使权力的方式,实践并加强了性别和权力不平等。当法官裁决的考量因素综合了法律、自我职业价值、考核压力等多重因素时,诉讼话语就成为实践与强化性别、权力不平等的手段,而女性原告在潜移默化之中认同了这种不平等秩序,进而接受了法官做出的不离裁判结果。由此,法官考量因素的复杂性及诉讼话语不平等秩序的实践、认同与接受共同促成了为女性诉讼离婚难的客观状况。

资源依赖与保护性执法:基于基层土地执法机构运作的解释

执法是保障法律实施的主要方式之一。这其中,作为中国国家构建土地利用秩序的重要机制,基层土地执法除了经由土地行政体制结构,以及基层社会的复杂环境制约,而呈现出执法效果难有稳定预期的主要特征之外,就执法存续与运转的基本前提来说,资源依赖是理解基层土地执法逻辑的关键进路。在执法的功能需求与资源供给脱节的前提下,对应于消除不同违法类型的过程需求,基层土地执法对于属地政府等组织的资源依赖被完全激活,替代性资源进入执法过程。由此,着眼于稳定获取资源的预期,保护性执法生成。不同于强调执法保护了相对方利益的解释进路,"保护性执法"这一解释类型强调执法所具有的主体性特征,以执法作为能动主体的资源需求及自我保护为出发点,来解释法律实施中的规则—行动之关系。而作为一类基础性的问题,如果制度设计中的资源供给与制度实施需求互不匹配,那么,通过执法来保障法律实施的稳定性、独立性、实效性将难以实现,并对法治政府建设构成制约。

基层执法过程中的个体能力及关系网络

对国家正式规则之外的要素的吸纳及运用,客观存在于基层执法过程中。以基层土地执法的经验来看,源自国家的、结构性的不足,导致执法过程需要建构并运用执法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建基于执法者个体能力之上,体现出执法者的个体能力差异,具有助推或阻碍法律规则实施的双重功能,并以此提升或削弱法律规则的稳定性及权威性。由此,需要正视基层执法过程中的关系网络,通过提高执法过程的制度化程度、合理划分基层执法主体、有效配置基层的执法资源与执法权限,以及规范执法流程、保障制度供给等方式来提升基层执法的权威性与公信力。

法律赋权:理论、经验及其中国可能

法律赋权旨在运用法律来保障穷人、社会边缘人群在国家和市场中的权益,并强调这种保障的过程。近年来,法律赋权不断迈向社区,成为社区发展和推进善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法律赋权在中国的可能,应该辩证地吸收其在对民众权利赋予、整合社会资源等方面的积极因素。同时,推进共识和善治的形成,进而实现一种建构正义的可能。

试论土地执法的合法性生成

作为中国国家实施土地管控的机制之一，土地执法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就其从科层体制内部所得到的回应与评价来看，土地执法目前的处境尴尬，获取生存资源的能力不足。从理论上而言，此种情况反映出土地执法的合法性建设是低效的。在中国。土地执法的合法性生成并非一蹴而就，其根本上源自于国家汲取能力建设的需要，并形成于国家权力基础转变的过程之中，体现出国家权力基础转型探索与组织生存经验累积相结合的特征。从合法性的视角考察土地执法的生成过程与逻辑，是有效理解和分析当前土地执法所面临困局的基本前提。

野性批判——从《法律的经验研究》说起

任何思考模式的产生和流行,都是由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因素状况决定的1。法律的经验研究应运而生,方兴未艾,便是这个道理。我们处在一个千年未有之巨变时代,今天的中国,有传统、现代和所谓后现代的各种勾连,即使＂甚嚣尘上＂的全球化浪潮,也必然同中国自身的历史积淀和现实条件纠缠在一起,其实践效果由此变得复杂和难以预测2。自洽式法制体系很难使法律及其职业共同体发展出回应国家和社会需求的能力。

建国初期土改的法律人类学考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土地制度一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建国之初,国家经由土改实施了有效的社会基础结构重构,回应了国家治理中的合法性需求,并为随后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变革创造了观念意识条件。这其中,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土改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社会结构与秩序重构,乃至于民族认同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从土地制度所具有的历史延续性来看,回溯建国初期土改中的国家治理逻辑,是理解当前国家土地制度的前提。

国家能力建设视角下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探析

对中国而言,土地问题的有效治理一直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其中,围绕土地管控所进行的国家筹集资源能力建设一直贯穿其间,并经历了诸次调整与重构。与此同步,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亦进行着互动。作为国家土地管控基本制度之一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生成与展开的,该制度的形成过程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缩影与折射,而该制度实施中所呈现出来的乏力,亦是国家权力基础转变,以及相应的国家能力建设模式转向之集中体现。

监控:基层土地执法的功用

将基层土地执法的功用预设定位于“消除违法”并不完整。结合理论支撑和执法实践来看,监控是基层土地执法的主要功用预设之一,与“消除违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从保障法律实施以建构国家土地利用秩序的角度来说,作为执法内核的监控,根本上体现的是国家发现问题的能力,有助于信息的探查、储备与传递,能够为基层执法的有效实施提供行动依据,并对潜在的违法形成震慑与防控,进而,降低执法实施的成本与负荷,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国家对于官僚体系的监督需求。因此,这一补正有助于我们更为完整地理解、分析基层土地执法实践中的组织结构设计、资源配置、运行条件之需求,完善基层执法的理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