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掉队了吗?——NCLB实施以来的学生成绩变化

"全国教育进展评估"的数据显示,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实施的几年里,美国中小学生的学业成绩进步了,少数族裔、贫困学生、残障学生、英语水平有限学生的学业差距缩小了。尽管有人质疑这是否完全归功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也有人认为这一成效是以牺牲其他学科教学为代价的,但基础课成绩的普遍进步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权力场:比较教育话语生产的空间逻辑

对比较教育的话语生产来说,权力场与比较教育话语场的位置关系是所有社会空间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其中,权力场中的政治场、经济场是比较教育话语生产的大环境,并以"国家"为集中表现形式,影响比较教育话语生产的方式和内容;权力场中的文化生产场,特别是学术场,是比较教育话语生产的小生态,其总体状况决定了比较教育话语生产的大致水平。

完善教师的职业生涯——对国际教师职业峰会背景报告的分析

2011-201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先后出版了三份关于教师政策的报告,并以此作为每年一届的国际教师职业峰会的背景报告。文章着重分析了三份背景报告的共同内容和各自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背景报告对教师教育改革的三点启示:确保高质量的教师职前教育,完善教师资格认证体系;满足在职教师的专业发展诉求;合理利用教师评价结果,为教师提供在职培训机会。

建国后十七年中国比较教育状况分析

建国后的17年,我国的比较教育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在社会建制上表现为,《比较教育》课程不复存在,比较教育研究机构尚属初创,比较教育专业刊物未露头角;在研究成果上表现为,研究对象国的“一边倒”,研究专题的“两个侧重”,研究方法的简化单一。这一状况与总体国际关系的“一边倒”、教育政策的“俄语化”与“留苏热”、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比较教育学术研究的价值涉性

任何学术研究都会涉及到价值,比较教育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只有承认价值存在并分析其涉入比较教育研究的形式和条件,才能更好地促进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比较教育学术研究的价值涉入有三种形式:个人价值涉入、社会价值涉入和学科价值涉入。其中,个人价值涉入与时代的关系,社会价值涉入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学科价值涉入与地缘学术的关系,是反思比较教育研究活动的价值涉入需要辨明的三对关系条件。

试析我国比较教育话语场域的形构——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视角

场域理论是布尔迪厄社会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从布尔迪厄“场域”的视角看,20世纪我国比较教育话语场的自主形构过程包括比较教育话语场确立过程中特定话语规则的形成、话语流通机制与生产者再生产机制的产生以及话语场发展过程中场域内部行动者的互动策略与场域外部影响的渗透等。

政府·市场·社会:学前教育治理的历史变迁及当代审视

政府、市场与社会是学前教育治理的三大主体。从治理主体的角色变化来看,我国学前教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学前教育是社会福利,由政府和集体组织提供。政府是全能型的,独立的市场和社会尚未出现。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到2010年,学前教育开始社会化,尽管政府仍然扮演着领导角色,但举办责任开始隐退,市场出现并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三阶段是2010年以来,政府承担了“幼有所育”的重要职责,市场仍然扮演一定的角色,社会发挥了补充作用。针对当前学前教育领域的主要问题,调整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方关系,构建开放、动态、平衡的学前教育治理体系,有利于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

比较教育，研究什么--20世纪中国学者的观点

比较教育,研究什么?依照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时间、空间、内容三个维度,可以对国内不同历史时期学者的观点加以区分。总的说来,大多数学者赞同在时间维度上的"当代"方向。在"当代"方向上,空间和内容两个维度的交叉又产生了四种观点。其中,解放前的研究者以及50～70年代的台湾学者大多赞同在空间维度上以"民族-国家"、内容维度上以"教育制度"为研究对象;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学者则多认为在空间维度上既可以是"民族-国家",也可以是以"地区"、"文化圈",内容维度上则是"全部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范围在20世纪中国比较教育学史上展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

幼儿园双语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幼儿园双语教育是近几年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但其可行性也存在着不少争论。从理论基础及现实条件两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幼儿园双语教育在实验和研究的层面上应该继续加强,在实践层面上可以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进一步实施。

论家庭领域中父母权威的资源交换运行机制

维护父母权威是顺利实施家庭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家庭生活中,亲子之间通过资源交换维系了父母权威的正常运转。通过对个案的细致观察和详实记录,对父母权威的产生、运行的条件与过程及其类型作深入地分析,可以从人际资源交换的角度揭示亲子关系的存在状态。

台前幕后:NCLB立法过程中的争斗与妥协

本研究通过对多种文献的分析,以立法程序为线索,展示了NCLB立法过程中总统与国会之间、国会两院之间、两党之间以及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与妥协。研究表明:在NCLB立法过程中,总统在确立政策导向、推动立法议程、团结国会力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某些问题上又不得不听命于国会;国会既配合总统的新联邦教育改革方向提出了详细议案,又在具体问题上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党派斗争也充斥于国会山立法议程的审定、敏感话题的讨论以及投票等多个环节。NCLB是各方基于政治现实而斗争和妥协的产物。

历史与结构的定位--中国比较教育话语生产者的世纪掠影

社会角色,总是在历史与结构中定格。20世纪中国比较教育话语生产者所扮演的角色,就其历史特征来说,大致经历了从"公共性"到"意识形态化"再到"专业性"的转变;就其角色的结构特征来说,他们在比较教育话语场外部扮演的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在比较教育话语场内部也由于资本和惯习的不同而扮演不同的角色。

《初等与中等教育法》与美国联邦政府教育角色的变迁

伴随《初等与中等教育法》(ESEA)40多年的发展,美国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三次较为明显的转变。第一次转变以《初等与中等教育法》的签署为标志,从此前的"局外人"转向"资源提供者";第二次转变以1988年和1994年的重新授权为标志,由"资源提供者"转向"标准倡导者";第三次转变以2002年的重新授权为标志,由"标准倡导者"转向"问责要求者"。

比较教育,为何研究?——20世纪中国学者的观点

回顾20世纪的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我们可以把研究目的观分为"借鉴论"和"交流论"。前者以认识他国教育现象、探索普遍教育规律为认知性目的,并通过"本土化"来实现"借鉴"的实践性目的;后者以认识他国教育的独特性为认知性目的,并通过"本土生长"来实现"交流"的实践性目的。两类观点的出现与社会历史、社科理论和比较教育自身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比较教育方法论：中国学者倡导的观点

在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中,方法论建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除了引介当前西方学者提出的方法论之外,还注重我们自身的方法论建设。运用或倡导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本文概况了两种由中国学者自觉运用或主动提出的、颇具特色的比较教育方法论:一类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最高层次上的一般方法论在比较教育领域的运用;另一类是"和而不同",这是应对比较教育研究的西方中心而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发出来的指导思想。

垦拓之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比较教育发展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比较教育学在学科制度、学术研究两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学科制度方面,恢复开设了比较教育课程,培养了800多名专业研究生,创立了专业学会和会刊,并举办了13次全国性的学术年会。学术研究硕果累累,研究成果在地域上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研究专题上以高等教育、课程教学为最,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解释和比较,并开始注重学科自身的反思性研究。

“学科”,抑或“领域”?——中国学者对比较教育学科性质的探寻

比较教育是学科,还是领域?自1983年第4届比较教育年会公开提出这一问题之后,中国学者根据不同的判断标准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有赞同学科者,有认可领域者,有的则认为既是学科,又是领域。20多年过去了,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但在专业名、著作名、专有名词等的中英文称谓方面,比较教育为"学"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笔者认为,比较教育为"学"之路需要在继续保证外部制度性存在的前提下,加强内部逻辑性存在和对外功能性存在,才能取得成效。

“文革”期间的中国比较教育状况分析

以1972年为界,把"文革"期间的中国比较教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停滞期,后一阶段是恢复期。1972年以后,尽管高师仍未设置《比较教育》课程,但研究机构已渐次恢复,内部刊物也开始发行。虽然研究成果仅有四百余篇上,但系统性、学术性逐渐增强,为80年代以后的繁荣作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