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浐灞生态区广大门汉墓M14发掘简报

2020年5月至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广大门村DK6宗地勘探发掘古代墓葬17座,围沟1组。其中M14为带有墓园的“甲”字形长斜坡墓道土圹墓,出土了铜、陶、铁、铅、金、玉、石、骨、角、蚌器等各类遗物117件(组),推测墓主级别可至列侯。这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汉代列侯墓葬及葬制的变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秦雍城军事城防演变的考古学观察

秦雍城的军事地理环境符合特定时期秦国择都的首选要求。秦雍城军事城防格局从初期以防范戎人为主要目的的“城堑河濒”,到中期出现“回”字形双重壕堑,再至晚期修建城垣设施,形成护城河、城垣、壕沟在内的多重防御,标志着完备的城防体系最终确立。这一方面反映了秦国能够及时顺应时局之变,是秦人对都城安全环境的主动和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秦雍城由纯粹的军事城邑朝向设施完备、功能齐全、层次分明的“大都市”趋势发展。秦雍城军事城防每一阶段的演变都与秦国军事国防密切相关,同时也为秦人从早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落结构过渡到以地缘政治为格局的多元性社会架构带来契机,对其后秦国变法革新意义不容忽视。

陕西凤翔孙家南头秦墓出土人骨中C和N同位素分析

本文对陕西凤翔孙家南头秦墓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人骨中C和N稳定同位素组成进行了测试分析。结果表明:人骨样品均可用于食谱分析;由δ13C和δ15N值综合分析可知,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凤翔地区秦先民是以C4类植物为主食、辅以少量肉食的杂食性食谱;经济模式可能为农业与畜牧兼营,以种植黍、粟类等旱地作物的农业形式为主,并辅以驯养牲畜;根据墓主与殉人的δ13C和δ15N值对比分析,推测殉人可能是与墓主饮食方式较为相近的姬妾或仆从之类的人;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秦先民的食物结构较为稳定,C4植物比例与δ15N发生变化的原因可能与当时历史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陕西凤翔孙家南头春秋秦墓发掘简报

该墓地是继陇县边家庄、店子村之后,在汧河沿岸发掘的又一处春秋秦人墓地。由于孙家南头墓地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墓葬内涵特征,将有助于早期秦人东迁路径、城邑地望及早期秦文化区域特征的研究。同时,由于该墓地A类墓葬随葬器物中铜、陶共存的现象在以往发现的关中秦墓中较为少见,因此为东周秦墓分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

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马骨遗骸古DNA研究

本文对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出土的10个古代马进行了古DNA分析,成功获得了7个古线粒体DNA数据。古DNA序列分析显示部分古代马的线粒体DNA世系起源于欧亚大陆西部。通过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中国古代马的序列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秦公一号大墓部分古代马的基因型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在西北地区出现,并且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在宁夏、内蒙古地区。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表明西北地区是家马进入中国的一条重要通道,另一方面表明秦人与北方游牧人群存在广泛的交流活动。共享序列搜索显示秦公一号大墓古代马FX4和FX5基因型与汗血马有关,通过进一步对比中国古代马与土库曼阿哈尔捷金马的遗传关系,发现汗血马可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通过贸易引进到西北地区,远远早于汉代。

香港西贡沙下遗址发掘简报

西贡沙下遗址位于新界东部的西贡街区北部，东经114°16′、北纬22°23′。南与邓肇坚运动场相毗连，东为西贡海边堤路，西、北部有西贡通往黄竹湾方向的大纲仔路环绕。遗址所在地为一相对平坦的开阔地，其西约2公里处有海拔400-500米的马鞍山，随着山体向东延伸，山势逐渐平缓，遂形成海拔约3-10米的自然台地。台地植被以灌木及草本植物为主，其中西部（山脚部）较为茂密，保存尚好，前沿（东、南沿海部分）则多为休耕农田，杂草、树木丛生。

凤翔县孙家南头周墓发掘简报

2003年10月至2004年9月间，由省、市、县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位于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西一带，对陕西东岭ISP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占地约70万平方米范围内的古墓葬、古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共清理周、秦及汉代以后各时期墓葬和车马坑187座，其中先周至早周墓葬2座，西周墓葬33座，秦墓和车马坑106座，汉代以后各时期墓葬46座，时代不明的墓葬4座，另外还发掘出西汉时期大型淠河码头仓储遗址。本文仅将其中的周墓（含先周墓）发掘情况介绍于后。

凤翔雍山血池遗址北斗坊地点牛、马牙釉质的锶同位素研究

我们分析了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北斗坊地点的10头牛和19匹马的牙釉质锶同位素比值,结果显示,相对于蜗牛和附近河水,牛和马的锶同位素比值显著更高,表明牛、马是从遗址以外地区迁入的,且距离超过100公里。不同个体、不同祭祀坑的祭牲锶同位素特征存在显著差异,表明秦汉时期血池遗址的祭祀活动有着复杂和高效的社会网络支持。

东周时期关中地区国人秦墓棺椁的演变

棺与椁是墓葬的基本内容,<韩非子@内储上>:"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椁";<管子@尽藏>:"棺椁足以朽骨".秦人的丧葬习俗曾受到周代传统礼制的影响,棺椁也不例外,在其发展和演变的特征上具有普遍意义.

试论雍城秦公陵园的墓主及葬制

本文依据历年来的考古资料,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探讨了雍城秦公陵园的墓主及排序,认为每一座陵园只对应一位国君,一座陵园内的多座大墓,反映了一代秦公与其夫人、次夫人的并穴合葬关系,同时确定了陵园的布局规律,秦公墓在陵园内西南,秦公夫人、次夫人在陵园内东北,而陪葬墓区则分布在陵园外东北。

孙家南头秦国春秋铜器墓的相关问题

孙家南头秦墓从布局上看不在秦都雍城国人墓葬之列,而可能隶属于秦国早期城邑——"汧渭之会"时期的族属墓地。由于其特殊地理位置关系,以及随葬铜器墓中有陶器共出的现象,为多年一直沿用传统且各自独立的铜器与陶器分期标尺提供了相互比照的实物资料。若将该墓地与其周边同类、同期墓葬比较,二者虽有共性,但自身特征也较为明显,体现早期秦国多元文化特征及其复杂群体之间相互融合的历史背景。

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考辨

自上世纪末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墓惨遭盗掘的十多年来,学界对劫余后经考古发掘清理的两座秦公大墓之主多在襄公、文公、宪公及夫人间考虑,迄今认识不一。本文拟以文献所记和考古发现资料作为考证依据,认为大堡子山必有以秦公礼制而葬的静公大墓,通过M2是在M3连同车马坑建成后夹挤其间的奇特葬格局;两座大墓连同车马坑在内的整个墓地统一大面积覆盖纯匀的五花土,表明两座大墓是同时埋葬或同时封填墓口的遗迹;随葬器型、纹饰尤其铭文书体的差异只体现在M2一墓所出的器物上这一奇怪的差异以及十多年来国内外相继出现的各种迹象表明是出自大堡子山的秦子器,尤其秦子簋盖夔纹确切证明秦子簋是大堡子山的出土物。“秦子”,即秦文公太子静公等考证,认为两座墓之一M3为嬴秦第二代国君秦文公之墓,型制较小的M2则是未享国而卒的文公太子静公墓,即以秦公礼制而葬的秦子墓。

秦都雍城布局研究

秦雍城是秦"九都八迁"过程中的一处建置时间最长的正式都城,为秦国逐渐走向强盛之里程碑。80年来取得的大量考古资料显现出这座城市所具备的多功能化要素及特征,它既体现了早期城市以自然环境作为适从条件的普遍原则,又反映出秦国面对复杂外部袭扰环境而以完备城防设施作为首选的自身特征。秦雍城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墓葬、郊外建筑及远郊"野人"聚落形成的总体格局,以及各自的摆布规律,对后代都城营建形成了借鉴作用。

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简报

血池遗址是近年于秦都雍城郊外对秦汉“畤”遗存的最重要发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于2016〜2018年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分别发现夯土台、祭祀坑、建筑、道路等各类遗迹292处。该遗址系首次在雍城发现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最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大型国家“郊祀”遗存,对秦汉祭祀制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凤翔雍山血池遗址初步研究

血池遗址系秦汉畤祭考古遗存的重要发现,时代与文化属性明确,遗迹内涵丰富,是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秦汉"祭天”场所。本文全面回顾雍畤遗存探索历程,阐述血池遗址发现背景及其性质与内涵,结合整体布局并对血池遗址选址、年代、属性、祭祀对象、祭祀礼仪传承发展、祭祀马牲选择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秦雍城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发掘简报

秦雍城遗址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城以南，东距西安市170公里，西南距宝鸡市50公里。据文献记载，从春秋晚期的德公元年（前677年）至战国中期的献公二年（前383年）的294年间，雍城一直作为秦国都城，成为秦人由西向东逐渐迁徙过程所建九个都邑中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座。雍城遗址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墓葬区和郊外秦汉建筑遗址组成。城址系秦国都城的宫城所在地，位于今凤翔县城中心以南，总面积10．56平方公里。

陕西宝鸡凉泉汉墓发掘简报

凉泉汉墓的时代为西汉中期偏晚至晚期早段,这是近年来在宝鸡市区继苟家岭之后,又一次对汉墓的考古发掘,这批墓葬成组分布,部分墓葬连体共用墓道的情形,以及发掘出土的秦式玉人俑等,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的社会组织与家族关系。

宝鸡凉泉汉墓出土玉人分析

本文从宝鸡市凉泉村汉墓所处地理位置、汉代统治者的行为、地域性设畤祭祀习俗等方面,对墓地出土玉人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其原属秦汉时期的祭祀礼器,所代表的真实身份并非普通人牺、人殉,应是具有沟通人、神能力的巫师。

雍城一、六号秦公陵园第三次勘探简报

2009-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地市文博单位合作,对位于凤翔南指挥一带的秦都雍城所属陵区中的一、六号秦公陵园进行第三次考古勘探,这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两次勘探成果的基础上的又一次全面调查。勘探发现了六号陵园的中兆沟,位于中兆沟外侧的陪葬墓区以及涉及布局、墓葬与外藏坑属性方面等具有规律性的新线索,为秦公陵园布局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