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面临新的挑战

自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已经受了两次重大的冲击,一次是七十年代未至八十年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所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另一次则是近时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模式的冲击。从前者来说,广大史学工作者早有思想准备,可以说实现了他们多年的宿愿。

一位日本历史学家的心路──读西嶋定生《对中国史的认识》

一位日本历史学家的心路──读西嶋定生《对中国史的认识》田人隆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但是，他们本身的研究就是一·部历史，确切他说，是源远流长的学术发展史的一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定生先生半个世纪以来的史学研究生涯，就是当代日本历史学发展中一个闪闪发光的、...

前瞻、开放、尝试——台湾《新史学》创刊

据我所知,这些年来台湾的历史学研究自有其苦衷,台湾的史学家也为史学面临的危机而担忧;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怨天尤人,无所作为。从近年来《历史月刊》和《新史学》的接连创办问世,就可以约略想见台湾同道的勇气和责任感。

台湾学者论史学的"危机"与"再生"

近十年来,世事沧桑,一切都在变化鼎革之中。延续几十年、一向视为经典和正统的体制、理论、格局、观念、标准等等,都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经受毫不留情的审查。“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反思的意识、竞争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遍及各个领域。这是厄运,还是机运,是危机,抑或是契机,每个人都从各自的立场和不同的角度予以评论。

建国以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综述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争论不休。国内在五十年代初，承继三、四十年代的余绪，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到六十年代前后再现高潮。六十年代以来，国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又展开了新论战。

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从鹤间和幸《秦汉帝国的研究》看日本的秦汉史研究

鹤间和幸是日本的著名学者，不但在中国秦汉史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而且是一位与国内秦汉史学界交往最密切的日本中青年学者。２０年来，他向国内许多前辈学者虚心求教过；而在国内的中青年学者中间，他更有许多朋友。他曾师从日本著名的秦汉史学家西定生，同时也继承了西...

龙川·赵佗·南越国·客家——“客家先民首批南迁与赵佗建龙川2212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侧记

龙川·赵佗·南越国·客家——“客家先民首批南迁与赵佗建龙川２２１２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侧记田人隆龙川是广东东部的一个县，说得准确一点，应该说是一个小县，至今常住人口也不过８０万人。由于地处粤东山区，偏僻，贫困，因而常常被人们忽视。然而，京九路的开通，使...

《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动向》评介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长期郁积的沉闷空气和禁锢状态一扫而空,各种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史学工作者就各个重大的学术、理论问题畅抒已见,进行热烈的讨论,呈现了一派百家争鸣的新气象,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新见解。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密切注视着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并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一九八一年秦汉史研究概况

近年来,秦汉史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一九八一年发表的有关研究论文不下百余篇(不包括专著和文物、考古方面的论著)。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硏究的文章。去年,不少文章探讨了这一制度的形成、特点和作用。

近年来传统文化批判继承问题讨论综述

近年来,关于传统文化批判继承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十分活跃,成为学术文化领域中引人注目的一股社会思潮,无论是有关哲学史、思想史学术问题的讨论,还是"传统文化热"、"国学热",都涉及到这一问题。文化资源的批判继承问题之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近代以来,每当中国历史到了重大转折关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对批判与继承的理解。

鉴古励今 倡廉肃贪

以往人们论及贪污腐败,常常将它看作是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失之于偏颇。腐败、贪污毋宁说是人类社会的大敌,古今皆然,中外同病(原始人群除外),只不过方式有别,程度不一罢了。在中国长达两千年封建王朝兴亡生灭的历史轮回中,腐败、贪污与封建王朝的兴亡互为消长:廉政倡则王朝兴,贪风炽则社稷亡。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惩于前代积弊,健全制度着力革除,加之经济有待恢复,社会风气偏于俭约,政治一时清明,为官清廉者有所作为。

“闾左”试探

“闾左”这一名称，在中国历史上犹如昙花一现。但秦二世发闾左一事，却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汉代论及秦亡的原因，也每每以“发闾左之戍，收泰半之赋”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