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兆元、林美容对话:文化圈与信仰谱系--海峡两岸民间信仰的比较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承办"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暑期学校授课期间,华东师范大学田兆元教授与台湾慈济大学林美容教授就"海峡两岸民间信仰的比较"问题进行了学术对谈。林美容老师就文化圈问题,田兆元老师就信仰谱系问题,讨论了两岸民间信仰研究的路径。现整理分享给大家。

中国新时期民俗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田兆元教授访谈

田兆元教授认为过去,大家对民俗学的定位很低、很普通,虽然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因素,但并不符合民俗学发展的历史定位和现实需要,民俗学应该是生活的华彩乐章。民俗学应该面向当下、面向于社会,这就需要重新诠释民俗学,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概念的提出,就是适应这种需求而产生。政治民俗学和经济民俗学都基于一个前提,即民俗的核心问题是一个认同性问题。民俗是要建构一个认同的体系。目前,中国民俗界对于仪式学的研究缺少一定的创新性和自主性,仪式美术具有非常强大的实际应用,仪式美术概念的提出将是一个新的学术课题。

民俗是提升日常生活境界的文化精华--华东师范大学田兆元教授访谈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文化部区域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汉民族学会理事，上海历史学会理事等。著作有《神话与中国社会》、《盟誓史》、《商贾史》、《神国漫游》等20多部。强调综合地、多学科交融地研究中国文化，理论文献性与实践应用性并重，长于社会与文化的互动研究、各类传统组织构建的文化因素研究，对于商贾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有独特的理解，对于民俗文仰．

端午节多元文化的矛盾与融合之道

围绕五月的叙事出现了五月“活力吉祥”与五月“恶月”的两种矛盾表达。五月的“污名化”是端午节的一种外在呈现形式,其背后是善良与自私的较量,对五月的畏惧投射的是利益集团的现实需求。民众在不违背传统的大框架下,以美好生活与善良智慧为前提,在端午节俗中体现大爱,体现对于子孙兴旺的期盼,解构了五月“污名化”问题,很好地享受了五月的灿烂阳光。节庆的矛盾属性与统一性,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讨论端午节的文化多元性问题,应特别关注其矛盾对立要素在节日中的共融,从节日神话叙事的视角切入,呈现节日文化构成的矛盾-融合的独特规律。

地方节俗的演变与重构——以山西省大同市春节“游八仙”为例

“游八仙”经历了由“禳星”到“禳星+游乐”再到“祭财神、喜神+娱乐”的过程,其诞生与发展与道教密切相关,并逐渐成为兼具信仰性与娱乐性的复合性节日。2008年大同市政府开始重视文旅开发,“游八仙”由地方民俗文化转化成为民俗旅游资源,其所蕴含的“祭”的属性被淡化,“游”的属性被凸显,被重新建构的当代“游八仙”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更有效促进了地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

承古·贯西·启今:清末学者蒋观云的民俗思想探赜

蒋观云是清末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赓续了中国传统民俗思想,阐发风俗之“为政治国”功能,并积极引介西方进化论思想,分析中国社会积弱交困的根源是落后的社会风俗,继而形成移风易俗的观念,以期实现其保国保种、强国新民的政治理想。蒋观云的民俗思想代表了清末知识群对社会风俗问题的理性思考,直接启发了“五四”以来民俗学者的学术探索,在中国民俗学史上,发挥着前承中华古老传统、后启中国现代民俗研究的重要作用。

中华神话叙事的包容性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生成

神话神圣叙事的复合性与谱系性,具有表现矛盾与融解矛盾的双重功能,神话的认同一定程度上与民族认同同步。神话叙事具有普遍性与未来性,是民众的智慧结晶,促进各族人民归依优秀传统。中华神话的包容性是融解矛盾的根本原因,理性继承神话传统既保持了中华传统的持续性与不间断性,也铸就了中华神话的博大气概。延续万年的太阳神话,是今天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延续八千年的龙神话,经过夏商周三代的传承,奠定了多元一体文化的基础。夏王朝坚持龙文化主体,保留多元神话格局;商文化本是鸟文化主体又继承了龙神话叙事;周文化更以“四灵”叙事实现了中华神话的谱系性构成。中华神话叙事的包容性是多元一体共同体持续强大的基础,多元一体的制度框架与叙事模式,更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制度性动力。

神话叙事观照下乡村振兴与农业生产的谱系重构

神话叙事是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载体,在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传承价值。当代神话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其面向当下已蔚然成风,神话面向乡村振兴也多有论述。中华神话发生在农业社会的土壤里,中华创世大神多是农神,相关农业社会的创造都是神话叙事,神话是农业生产的文化主导者和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新时期神话重述与乡村振兴关联,有成功的案例,比如,九华立春祭的春神祭祀,展现了神话仪式在农业生产中的独特地位。在中国历代农业典籍与实践中,农业相关神灵的祭祀与农业生产浑然一体。结合古代记载与现代神话仪式实践,我们发现,对于农业生产体系的片面理解,剥离了中国农业的文化本体性,单纯的物质生产性的认知,使得乡村农业失去了承载中华文明传承的功能。因此,重建农业的产业谱系,将神话叙事嵌入农业生产过程中,将祈报作为农业生产的灵魂所在,将“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针落到实处,是现代农业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契机。

节庆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日本经验——基于长崎宫日节的海外民族志考察

在国际非遗保护合作的框架下,中国的节日遗产保护亟待拓展国际化的研究视野。海外节日民族志是将节日遗产放置于国际语境中,对多元文化节日空间的交流、互动并建构认同的观照。对日本长崎宫日节的研究,可从节日海外民族志的视角切入,对日本本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的过程进行深描,通过对宫日节核心仪式、组织实践以及不断衍新的庆典活动深入剖析,可呈现出不同历史阶段、区域社群之间文化交互融合的演变特征,凸显节日遗产建构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的功能与效用。长崎宫日节保护实践中形成了新型社群结构关系、高效的运营机制、经济振兴与文化再生产以及多向度的文化认同建构路径,值得总结其成功经验与模式,从而为中国的节日遗产保护提供参考与借鉴。

愚公移山:20世纪的民族精神建构及其问题

愚公移山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一个影响甚微的寓言故事,20世纪初被唤醒,抗战期间经过毛泽东的解读注入了坚韧的秉性,与政治斗争结合,其影响进一步扩大。20世纪后期,当它再次与政治联姻时,愚公移山的故事转为对于自然的关系,并与浮夸关联,伴随了灾难的发生,虽然扩张力进一步加大,但其内在精神却进一步萎缩。今天,愚公移山的故事,或将再度沉睡,回归它的本来面目。

旅游民俗学的学科基础与民俗叙事问题研究

民俗旅游是社会热点,也是学界显学。民俗旅游研究火爆,旅游民俗研究稀少是其现状,建立旅游民俗学的学科框架迫在眉睫。旅游民俗学是以民俗学的视角对于民俗旅游与旅游民俗进行科学研究、对于民俗旅游产业和旅游民俗文化事业开展社会服务的一门科学。旅游民俗学有着四个方面的重要研究内容:一是可用于旅游的民俗资源及其转化研究,二是对于民俗旅游的经济研究与服务,三是对于旅游者与从业者的研究与服务,四是对于旅游与民俗文化传承及其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民俗学首先需要更新自我对于民俗的解释,才可能为民俗旅游产业提供服务。民俗的核心属性是构建认同,叙事是民俗的存在形式,通过民俗叙事拓展民俗旅游研究的空间,是民俗学家的独特优势。以语言叙事、仪式表演行为叙事和景观叙事为一体的民俗大叙事观,是旅游民俗学的研究入口。大叙事学说,民俗认同学说,可以此为基础构建旅游民俗学研究的话语系统。民俗表演的观赏性与民俗景观的观赏性,都是民俗叙事的再生产的重要内容。把民俗叙事研究定位为旅游民俗学的学科基础和前提,是因为民俗旅游不能离开民俗叙事而存在。

论炎帝称谓的诸种模式与两汉文化逻辑

中华历史上的炎帝不是某一个人的独称,而是一个特定的首领位置的称号,是由许多曾经担任这一职位的首领的共称。炎帝称谓的基本模式为“炎帝+担当炎帝的那个氏族的姓氏”,如“炎帝神农氏”。“帝号+氏族姓氏+首领的名字”是炎帝称谓的完整模式,如炎帝神农氏帝承,指的是神农氏族担任炎帝职位的一位叫帝承的首领。先后担任炎帝的氏族有神农氏、厉山氏、大庭氏、归藏氏、蚩尤氏等。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引起争议最多的即是神农氏和蚩尤氏两家。以往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因为把炎帝仅仅视为一人的独称造成的。对于炎帝的不同称谓,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炎帝神农氏为一系,炎帝蚩尤氏为一系,他们都是炎帝文化的杰出代表。所谓“黄帝战蚩尤”的事件乃汉代当时政治文化的叙事产物:汉初尊崇炎帝,司以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则体现出对于黄帝的尊崇,但炎帝文化的内在力量与影响,与黄统展开了长时间的较量,终于使汉王朝重回炎帝文化怀抱。班固等人重新改写古史,看似三皇说和新的五帝说,实际上是对于历史的恢复性书写,具有历史实录和维护汉初赤统本位的双重意义。

高校社区节日文化的建构与民俗学学科发展研究——以华东师范大学的传统节日传承为例

高校是重要的现代社区,但是过去整体缺少中国传统文化氛围,远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熏陶,更是没有自己的民俗生活传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强调非遗保护的社区性是一个基本方针。华东师范大学的民俗学学科在发展人才培育与科研活动的同时,在校园社区开展了"传统节日文化校园传承"的实践,旨在建设高校社区的传统文化品格,推进非遗资源的高校社区传承。高校社区与城市社区交流互鉴,并与国内其他院校形成高校社区的联盟,构成节日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共同体。校园节日文化建设的主体由民俗学学科推进、学校管理者与师生共同主导,高校社区建设才会有成效。民俗学学科在推进校园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实现了传统民俗学向现代民俗学的转型。民俗学者成为文化的研究者与建构者,走向社会建设的第一线,走到人文社科的前列,就会改变边缘状态。

民俗研究的谱系观念与研究实践——以东海海岛信仰为例

民俗的谱系是民俗学对于文化整体性、互动性与结构性认识的重要视角与方法,民俗的谱系包括族群谱系、空间谱系、时间谱系与形式结构谱系。民间信仰的谱系是民俗谱系的子系统,其结构谱系也是有迹可循的。以东海海岛信仰为例,其信仰谱系更加鲜明地呈现出民俗谱系的复杂形态,前人对此已经有所认识,其意义在于首先将这种信仰特性发掘出来。东海海岛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其民间信仰的共同性为构建东海安全提供了文化认同的资源。发掘东海文化的整体性与谱系性关联,也是构建东海平安的文化要素。因此,以东海海岛信仰谱系为线索的个案研究,具有深远的文化史意义和国家文化认同价值。

论端午节俗与民俗舟船的谱系

端午节俗与民俗舟船有不解之缘,但其结构以谱系视角看会有诸多的新发现。端午民俗之舟分为竞渡之舟与非竞渡之舟两个大类。竞渡之舟早期是鸟舟形制,并无龙舟竞渡之说。鸟舟竞渡自先秦至唐代,绵延千年。南宋开始的龙舟竞渡,形成了广泛的文化认同。而民间存留的鸟舟竞渡,以凤舟竞渡的称谓继续传承,凤舟竞渡是比龙舟竞渡更加古老的端午文化传统。端午之舟还包括非竞渡之舟,含载灵之舟与表演之舟两大类。表演之舟表达节庆祝福等习俗。载灵之舟与端午健康健身习俗结合,多为送瘟神之用。西塞神舟会之舟是载灵之舟,送灵之会。我国台湾地区影响盛大的王爷信仰,都是载灵之舟的送灵之会,与西塞神舟会存在着诸多的联系。民俗之舟不仅出现在端午节,许多节庆场合,民俗之舟都有表现,如在琉球1,十月却有龙舟竞渡。民俗舟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谱系,在世界舞台上承担起重要的文化整合认同与民众幸福追求的功能。谱系学说从结构上看,是整体性与多元性的视角;从功能上看,是互动性与认同性的视角。文化遗产的谱系观,将深化对于民俗传统的研究。

经济民俗学:探索认同性经济的轨迹——兼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本质属性

民俗经济是指与民俗活动相关的经济,它包括与民俗直接关联之衣食住行与生老病死类的商品生产与消费,也包括民俗演艺及民间文艺转化而来的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此外,民俗经济也指因民俗活动的开展而带来的特别消费。民俗经济是一种认同性经济,它是历史形成的重要经济与文化资源之一。中国民俗经济体量巨大,生态功能与文化功能很强,其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民俗经济资源需要一次大规模的普查,建立资料库以为开发之用;政治文化与制度文化对于民俗消费习俗的影响至关重要,民俗经济对于文化传承与文化认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消费习俗是经济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民俗生态对于经济发展存在综合关联。总之,经济民俗学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有待系统的理论建设。当下而言,经济民俗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有诸多有益的启示。

论盟誓制度的伦理与孔子信义学说的形成

盟誓制度是周礼的一部分,周王室借助这种体制建立起与诸侯国间彼此的信任关系。盟誓对人们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宗教与道德层面实现的,它的伦理核心是信义。孔子重视盟誓,参与盟誓,企图以盟誓救世道人心。孔子学说——尤其是信义学说的形成直接来源于盟誓制度及其伦理。

中国鬼神崇拜的演进大势及其特征

中国的鬼神崇拜源远流长,它的演进循着如下一条线索:从原始社会到春秋战国是中国鬼神崇拜的第一阶段,在这个时期里,从原始的灵魂崇拜,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到天神、地示、人鬼三位一体的鬼神系统的建立,奠定了传统皇家祀典的基础。从秦汉到隋唐,这是中国鬼神崇拜的第二阶段,秦汉信奉神仙是走向道教神系的前奏,道教、佛教的相互斗争,构成了两晋南北朝隋唐这一历史时期里鬼神崇拜中最壮观的场面。

民俗学的学科属性与当代转型

如今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困境,脱离社会缺少服务社会的能力是其衰败的主要原因。民俗学必须自我反思,提高学科独立性与理论自主性,把民俗定位为提升日常生活境界的文化资源和为精英创造民众认同的文化精华,让民俗学在国家与地域认同,经济发展与文化产业促进以及地方风俗建设中发挥主要作用。开辟政治民俗学和经济民俗学的研究,是现代民俗学转型的重要举措。而支撑这种开拓的理论资源,可以从中国传统的民俗思想和实践中获取。民俗学的中国话语可以开放地、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这样中国民俗学可以对于世界民俗学起到拯救和引领的作用。

神话意象的系统联想与论证——评闻一多先生的神话学研究

闻一多先生在民族的根本神话和神话诗学两个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更大的成就还在于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独特探索。闻一多先生抓住意象的整体性与系统性这个关键 ,展开系统联想 ,然后运用丰富的本土文化知识和外来资源 ,进行深入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