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汉代女性贞顺观念的建构

贞顺观念在汉代的确立与发展,是官方规范和民间社会共同参与的结果。汉代官方希望将女性纳入贞顺规范中,但对贵族女性与普通女性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作为发挥教化作用的贞女故事,官方与民间设计重点有所不同。官方贞女故事常见情礼冲突,而民间贞女故事充满想象力的情感设计,冲淡了官方故事中情礼对立的困境,使其获得了更强的感染力与更广的传播度。官方律令针对女性淫妒等越轨行为虽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但社会上存有许多律令难以界定的复杂情状,对此民间医方中却有针对女性的止(验)淫术与疗妒方,简单易操且迎合社会需求。汉代律令与医方中对女性淫妒行为的惩处矫治并非只是压制束缚女性,更具有建构与规范贞顺观念的功能。规训与惩罚是塑造社会规范、制造社会观念过程中的一体两面。

男女无别:巴蜀汉画像石的浪漫表达

巴蜀地区汉画像石中的两性关系,无论图像场景表现的是公共场合还是私人空间,都展现出“男女无别”的浪漫特点。汉代巴蜀边区的地理文化属性、经济多样性的优势以及原始民俗信仰等因素使得本地区并未完全接受汉代官方的男女礼法教化。至魏晋时期,随着官方礼教的推广,巴蜀地区浪漫的两性表达逐渐消失。

汉代的容礼与威仪观及其影响

西汉时期,很多古礼已不再实行,但不少儒生仍恪守容礼仪节,重视外在的威仪,同时也重视内在德性的修养。在儒生们的努力之下,《礼经》中的容礼,其影响由朝堂、军队而发散到整个社会。容礼和威仪在不同阶层和场合都得到强调,深度融入汉代政治和社会生活并发挥了持续性的重大影响,不论是皇帝、官员,还是隐士、女子,对于容礼和威仪的重视可以说是深入到了骨髓,成为了一种思想潜意识。不过,社会上的广大士庶囿于学识的局限,或许不能很好地理解容礼的根本,而仅把它视为身份地位之威严与日常交往中的相互尊重。对于汉代这种"容"与"礼"分道而行的状况,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不能用儒生的标准来要求整个社会。

汉简所见“致籍”与“出入名籍”考辨——以肩水金关简为中心

"致籍"和"出入名籍"同属于出入关文书系统,学界之前对二者格式分类界定模糊。随着肩水金关汉简(壹)、(贰)简文的公布,有利于推进对此问题的研究。"致籍"多由传发放机构提前转送至关口,以供关吏核查持传、符者是否本人。它包含原文通知性文书以及出行人员名单附件。学界对出行人员名单附件格式归类尚不统一,以金关简出土名籍简为基础可大致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出入名籍"与"致籍"格式有类似之处,但不属于同一种文书,它们关键性区别在于"出入名籍"上会有明确的出入关记录文字。"出入名籍"分为单人出入关记录和多人同时出入关记录。后者应只有一件致籍通知文书和传文书,关吏可能会将多人名籍编连在一起,只在其中一枚简之上附记出入时间。

汉代冠服体系的发展演变及意义探析

西汉初期,来自楚、赵、齐等地带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冠服进入了官方冠服体系,反映了西汉时期的文化多元性。随着经学影响的日益深入,东汉儒生群体开始运用礼学经典对冠服体系进行了系统整理,同时还利用当时有着普遍信仰基础的五行灾异学说来帮助其完成礼仪服制系统的建构,体现了礼学经典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作用。

汉代厚葬风俗的成因及教化意义再探

汉代丧葬仪式具有过程公开、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其中所产生的舆论评价机制,直接鼓动了汉代社会对丧葬仪式的热情与坚守。虽然社会上不可能完全杜绝不忠不孝、伪忠伪孝行为的发生,但是通过丧葬仪式的教化及其所建立的相关社会舆论评价机制,为人们树立起羞耻心,并对这种忠孝的道德行为产生制约。礼教的意义不在礼仪细节本身,而是社会大众普遍意义上的践行以及心理上的乐意接受与认可。

汉代冠服的文化象征意义研究

冠礼为成人之始,在汉代社会基本上是普及性的礼仪。虽然民间的冠礼必然不会循规蹈矩地遵循儒家礼经中所记载的条目,冠本身只是一种束发的首服,但是在儒家文化的引申象征意义中,其背后是在强调一个成年人该有的社会责任以及合礼的言行举止。“敬冠事”远不止在行冠礼活动的当下,更意味着穿着冠服的人必须规矩自己的言行举止,并承担其需要肩负的社会责任。冠服是一个成年人尤其是官员的威仪尊严之所在。

告朔礼考

告朔礼在先秦是一种很重要的礼。告朔礼的顺利施行,能使全国政令、时令修备,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诸侯从天子处接受一年十二个月的朔政,归藏于祖庙。而于每月朔日(初一)朝于庙,以天子所颁之的朔政告于祖宗神灵,然后杀特羊(一只羊)以享于太庙,接着出国门颁布这个月的政令,最后在明堂听治此月之政。即使闰月亦不能缺告朔礼。但告朔礼从鲁文公开始遭到破坏,其后渐废而不行。

秦汉时代政治话语中“宗庙”地位之变迁及原因

秦汉时代祭祀场所由宗庙逐渐转换到墓地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但它并非是自然转换的过程。秦朝君臣对宗庙的重视可以说是出于历史的惯性,而西汉君臣对宗庙之重视程度不减反增,但东汉君臣言辞间转而尽力回避宗庙并混用"庙""祠"表述。西汉儒生群体强调宗庙祭祀中的忠君与孝亲精神,符合汉帝国的为政策略,所以西汉时期的政治话语中对宗庙极为重视。但宗庙祭祀的颓势终究难以扭转,故东汉时期政治话语中很少出现宗庙的表述。

汉代祭祖仪式变迁及意义探析——兼论儒生群体对礼学经典的解读与建构

汉代社会祭祖仪式经历了从宗庙祭祀到墓上祭祀转变与定型的过程,虽然儒生群体曾力图挽救宗庙祭祀的颓势,但他们最终接受了墓祭取代庙祭的事实,积极地融入汉代社会墓上祭祀的风潮中并发挥了导向性作用。虽然礼学经典预设的祭祖仪式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发生了转变,但其背后的伦理教化仍能发挥积极作用,儒生群体能在守住礼学经典本意的基础上对经典作出新的解读与建构。

明代河南抚按与灾荒救济

河南巡抚、巡按设置之初便与灾荒救济密不可分,他们在安抚流民、治理河患、疏浚河道、沟通协调等方面分工十分明确,是地方联系中央的纽带和中央与地方沟通的桥梁。明代抚按官员虽然在救灾中因制度僵化、贪腐盛行有所不足,但仍是明朝中后期河南地区救灾的中坚力量。

汉代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中的礼法作用探析

我国古代至少在汉代未成年人与成人之间便有了明显的法律、礼俗界限,未成年人需要在一系列有形可感的礼俗仪式辅助下跨越预设的年龄门槛,使其成年后肩负起成人应有的社会、法律责任。在汉代未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对15岁以下幼童的礼法规范主要发挥了保护约束作用,对15岁至22岁成童的礼法规范主要发挥着引导教化功能。汉代社会所建构的未成年人社会角色、塑造的未成年人成长发展情境,极具人文关怀与进步意义。汉代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中法律和礼俗的双重互动作用,反映了汉代社会个体与礼法文化的沟通与互动,凸显了汉代礼法文化的社会意义。礼法规范在汉代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中展现出了共通性和互辅性,它们一方面可以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顺利成长、维护个体家庭与基层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也能够充分约束、教育未成年人的德行品性,起到正风良俗与增强文化认同感的社会效果。社会化这一概念并不局限于人的未成年时期,而是贯穿于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5年6月6日至7日,由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协办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孙家洲教授主持开幕式,来自北京、上海、武汉。

从经典到礼俗:汉代儒家婚姻伦理的建构与传播研究

儒家婚姻伦理的建构意在稳定家族秩序、保证家族传承繁衍并维持社会的安定。虽然汉代社会婚俗同礼学经典的构建有一定的出入,但是儒生群体一直以来以身作则、修身为本的坚持,著述、上疏的用心以及地方循吏对教化的贡献等等,使得社会逐步接纳了儒家的婚姻伦理。儒生群体在汉帝国政治社会模式定型之初努力将礼学经典的经意熔铸于社会礼俗之中,使得经典中的伦理理念深入社会民心,这对两汉帝国秩序的稳固及后世的影响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