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主要银行和地区银行所有权变更与绩效关系的比较分析

本文旨在澄清私有银行、私有化银行与国有银行之间在绩效方面所存在的一些疑惑。换言之,本文力图阐明银行所有权形式与其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我们考察私有化改革的一些具体情况,如私有化所经历的阶段及其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等等。本文的研究运用时序-截面数据建立了所有权-绩效模型,并将其用于考察所有权变更对绩效所产生的影响;同时,还提出了改善银行绩效的可供选择的具体路径。实证检验表明:澳大利亚地区银行通过所有权变更可以改善经营绩效,而主要银行在所有权转型后虽然提升了竞争力,但其经营绩效并未得到显著提高。

税收竞争与政治学:双重激励再考察

目前关于资本税收竞争方面的论著浩如烟海，但迄今为止，却鲜有人对税收竞争程度与确定税收的政治过程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做出系统分析。不过，Persson和Tabellini早在1992年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了重要观点，他们强调，在存在税收竞争的情况下，一国投票者通常会通过选择候选人来实现其投票策略，候选人一旦执政将会对资本课以更高的税收，税负会高于中间投票人所意愿的税负。在他们的模型中，假设候选人占有的资本要素少于中间投票人，就是说，他比较贫穷。通过这种方法，投票者可以预先确定一个较高的税率，从而抵消决策者执政后实行资本低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因而，资本流动性增强（资本市场一体化，简称cMI）后，税收竞争的加剧同样会促使投票者从富人中选择候选人转变为从穷人中选择候选人。总的来说，这一模型说明了Persson和Tabellini在其他场合所提出的双重激励政策，即，“国内政治过程中的激励措施会产生溢出效应并延伸到国际范围，而国际战略意图又会部分地形成国内政策”（Persson和Tabellini1995）。资本流动性增强后的效应改变了每一种政策激励：这不仅刺激了各国出于国际战略意图而减税的动机，同时也刺激各国政府力图将自己的角色转变为税收方面更加友好的政治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