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传导机制识别与通胀分型治理

采用时变Granger因果检验明确中国历次典型通胀时期下的通货膨胀传导机制与通胀成本负担状况,并基于反事实模拟给出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治理方略。研究结果显示:(1)2012年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基本都是全局性通胀,而在2012年后,通货膨胀则具有典型的结构性特征;(2)治理全局性通胀只需盯住通胀源头和成本终端,而治理结构性通胀则应关注疏通通胀传导链条;(3)当下的通货紧缩是一轮由最终消费端发起的全局性通缩,但由于此轮通缩中只存在价格逆向传导链条,导致其仍有演化为结构性通缩的可能;(4)面对结构性通货紧缩,中央银行应采取适度盯住生产端价格指数的方式予以治理,这不仅有利于事前化解可能出现的产业链断裂风险,而且也能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增长空间。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等收入阶段:兼论中国实现后发赶超的路径突破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明确的战略部署和时间规划。在详细辨析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典型事实总结、收敛性分析以及分位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等多种手段的研究表明: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传统增长引擎已无法再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技术进步和制度质量在驱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日渐突出。第二,作为中高收入国家,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共处同一收敛俱乐部,这表明中国并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第三,近期由技术资本错位引起的效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增速,不过这种作用的影响较为有限,仍处于合理范围;相反,制度水平持续提升的效能始终稳健,制度质量在推动长期增长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由此可见,纠正技术资本错位,持续发挥制度优势是决胜后发赶超冲刺阶段的关键保障和必由之路。

动态最优碳税、适度减排关注与经济绿色转型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碳税政策、能源要素、碳排放和产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引入环境公共支出与政府减排偏好的基础上重构政府目标函数,探讨最优碳税的决定机制与碳排放的动态变化。研究表明,实施动态碳税能够带来消费产出比的增长和碳排放总量的下降,有助于经济向消费驱动及绿色低碳转型。此外,本文还对两种不同减排关注度下的动态碳税情形进行了模拟,结果发现在应对碳减排问题上,政府最合理的态度是保持适度关注,此时实施动态碳税政策有助于经济发展向更高层次的均衡迈进;倘若对碳减排持过度关注态度,那么实施动态碳税政策则会产生“双刃剑”效应,在实现更高减排效率的同时也会对产出和消费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令二者陷入“双重底部循环”。因此,政府保持适度的减排关注才是适应当下经济发展需要的占优选择,这不仅能够为实现“双碳”目标托底,更有助于经济系统向更高的消费、更高的产出以及更加合理的结构转型。

中国经济增速转变的驱动机理识别——基于外部不确定性、金融风险与核心通货膨胀三重视角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形态变异,一改之前的低波动平稳运行特征,转而进入了高波动状态。即便疫情防控已平稳转段,经济仍呈弱复苏态势,究其原因可归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外部经济冲击与外部不确定性,包括地缘冲突、中美博弈、金融危机和“逆全球化”等;第二,价格冲击,随着我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我国价格水平的影响愈发明显,叠加国内供需缺口持续扩张,我国通货膨胀率波动明显加大;第三,金融风险,近年来我国宏观杠杆率再次上升,债务规模持续扩大,金融风险更加显性化、透明化、市场化,加之股票市场全面推行注册制,金融市场情绪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亦越发强烈。

中国经济增速转变的驱动机理识别——基于外部不确定性、金融风险与核心通货膨胀三重视角

近年来,经济增长的频繁大幅波动使得经济增长的点预测和趋势预测难度明显加大,这对预测经济增长走势提出了更高要求。文章跳出传统的点估计和趋势估计思维,综合运用TVP-FAVARDMA模型、非预期条件波动率高维因子模型等高维数据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Q-VAR和在险分布模型全面预测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分布状态,从风险管理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增长的形态变异。研究显示,外部经济不确定性、金融状况指数、核心通货膨胀对预测我国经济增长分布具有重要意义,但对经济增长分布的预测能力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时变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下,三类因素均阶段性地扮演过经济增长的核心影响要素。外部经济不确定性主要影响了贸易摩擦时期的经济增长,金融因素主导了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下行,在新冠疫情时期,通货膨胀包含了预测经济增长的有效信息,这肯定了疫情冲击的实体经济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未来经济增长具备较强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为经济的有序复苏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经济周期区位下移的形成机理--基于增长区间和新常态时期的对比研究

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周期呈现出明显的主体下移和波动趋降的新态势.为深入厘清新型经济周期形态的成因,本文构建了一个大型DSGE系统,将投资、贸易、经济政策和金融波动等多种要素置于统一框架,综合分析了当前经济周期形态变异的内在机理.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政策空间收窄、出口增速回落和金融波动增强是现阶段经济周期回落的主导诱因,三者的变化均服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说明中国经济周期的趋势性换挡具有客观性、长期性和不可逆性;其次,出口增速回落是现阶段经济周期回落的主要推力,但金融波动很可能成为未来主导经济周期波动的核心要素;最后,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来看,目前中国经济的总体风险已得到了良好释放,这为经济在中高速水平上的平稳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提供了客观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