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故者以利为本”——以孟子心性论为参照

《孟子》"天下之言性"章,历来存在不同的解释,这也成为后人理解孟子"性善论"的一大难题。理解这段文字的难点在于如何把握文中"故"和"利"的确切含义。近来出土的文献,不但没有使该问题得到解决,反而加剧了这场争论。本文主张,只有兼顾训诂与思想史两个视角,把此问题放到孟子性善论的整体框架下讨论,才能发现解决该问题的新思路。当时,对"性"的一般界定是"生之为性",这也应该成为准确解读这段话的突破口。

《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关系再考察

对于《太极图》与《太极图说》而言,许多人认为"传图者必传说"。但是,把上述主张绝对化,会忽视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据祁宽、朱子等人的一系列资料来看,《通书》的最初版本"九江本"并非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没有收录《太极图》与《太极图说》,而只是没有收录《太极图》。基于此,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潘兴嗣《先生墓志铭》文中的句读问题、《太极图》的最初面貌问题、《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与道家的渊源问题,以弄清《太极图》与《太极图说》的关系。最后,本文还通过对《诸儒鸣道集》所收《通书》与朱子所整理的各《通书》版本进行比较,进一步分析了《通书》最初版本的可能面貌。

简论朱子《阴符经考异》的儒学特色

人们常常把朱子之作《阴符经考异》,看作为是其"儒表道里",或者"援道入儒"的重要证据之一,对此问题还需具体分析。通过对《阴符经考异》与朱子其它著作的比较,指出至少是在《阴符经考异》中,我们发现朱子对《阴符经》的诠释具有较为明显的儒学特色。这一努力与朱子对《太极图》的儒家化诠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即气论仁”——朱子仁学思想的精神特质

朱子的仁学思想,既是对先秦仁学的继承与创新,也是对佛老之学的自觉回应。就前者而言,他强调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构架下来论仁,其用意在于凸显仁的本体性质;就后者而论,他强调对仁的理解不能流于空虚,更不能离气论仁、离物论仁、离情论仁。朱子仁学的总体精神就是强调虚实之辨。

朱子“中和之悟”的工夫论解读

目前关于朱子"中和之悟"的研究多偏重于考证和"知识论"的一面,而未能把它放在朱子探求为学之方的大背景下来解读,结果是我们自己关注的问题常常游离于朱子思想的内在逻辑之外。朱子对该问题的思考,重在解决个人的道德践履问题,而非单纯地构建理论体系,这是把握朱子基本为学精神的基础。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论张载心性大小之辨之价值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从“舂陵本”《通书》论《通书》的早期流传

目前为止,学界对《通书》早期版本的考察,基本集中在所谓"程门传本"和"九江本"上。但据有关文献显示,编刻于周敦颐舂陵老家的"舂陵本",才是《通书》的最早版本。"舂陵本"和"九江本"《通书》同属于周氏"故家旧本"系列,其中都没有收录《太极图》,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有学者认为《通书》本无《太极图》,是"程门传本"将它附于《通书》之后的推测。这也为我们分析《通书》早期版本的流传,分析二程与周敦颐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线索。

从朱子的“已发未发说”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

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提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在逻辑上与其多次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构成了矛盾。实际上,"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儒家传统所讨论的"已发未发"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阳明对"心体"的理解和对心、性、气的理解与朱子"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有着较大的不同,但也有相等同的一面,它凸显了心体与天理的一贯。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和"至善"、"良知"、"天理流行"紧紧相关的,联系的中介即"未发之中",而"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有善有恶意之动"则为一体之两面。

也论朱子对《周易参同契》的整理

本文系对"朱子删改《参同契》文本说"的回应。该说法认为,朱子以宋代之后才出现的"先天方位"思想作为诠释《参同契》思想的基本方向,为弥合其注释与正文之间的矛盾,朱子有选择地删改了《参同契》的文本。本文对该说的几个主要论据做出回应:针对在朱子之前《参同契》文本不稳定的观点,本文指出,《参同契》文本在唐代已经基本稳定,而唐宋之际阐发《参同契》的文献大量出现,导致了《参同契》与之相混同的现象;针对朱子首次把《参同契》所本无的"先天方位"思想强加到对《参同契》的解释中的说法,本文指出,在朱子之前已有先例以"乾坤坎离"释《参同契》的"牝牡四卦"的说法,而《参同契》本身也是陈抟、邵雍"先天方位"说的思想来源之一;最后,本文还就"朱子删改《参同契》文本说"的具体条目做出了分析,指出其判断多有失误。

毛奇龄《太极图遗义》考辨

毛奇龄的《太极图遗议》,是大家在讨论周敦颐与《太极图》的关系时,经常征引的文献。但是,目前学界还缺乏对《太极图遗议》细致的审查。毛氏的立论是否有据,其论证及征引的材料是否准确,都是问题。本文结合各类文献资料,对《太极图遗议》所征引的文献详加审查比对,发现毛氏无论是在行文上,还是在征引前人的文献上,都是不严谨的,甚至有恶意篡改前人文献的例子。我们在征引毛氏的《太极图遗议》时,一定要对其进行学理与文献方面的严格审查。

佛学儒化还是援儒入佛——对契嵩会通儒释思想的定性

契嵩思想的主流是援儒入佛,而非佛学儒化。他认为,作为出世间教,佛教也有教辅之效。另外,他对中庸和孝道的个性化诠释,以及他在《非韩》中对韩愈排佛言论的反驳,都表明他试图通过对某些儒学概念的重新释读来宣扬佛学本位的思想。

妙在“有”“无”之间--从“天泉证道”到“严滩问难”

从价值观的视角看,阳明和王畿的思想都有自觉融合"有"与"无"的一面,这在所谓"天泉证道"和"严滩问难"中,有突出的体现。从"天泉证道"到"严滩问难",讨论的中心是本体与工夫问题,而其表述方式,则是"有"与"无"的交融。其中,学界关于"天泉证道"和"严滩问难"的最大争论,是王畿以"四无论"来解读阳明的"四句教"和"有心""无心"之论,是否符合阳明的本意。我们认为,虽然王畿有对"无"的特殊偏好,但是其根本的为学宗旨还是主张要"有"与"无"交融,而其提出"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或是"本体上说工夫"、"即本体证工夫"与"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或是"工夫上说本体"、"用工夫合本体",则分别代表着为学工夫的不同入手路径。阳明和王畿的为学宗旨,都能做到妙在有无之间,这也确保了其不会偏离儒学的基本价值观。

《庄子·齐物论》主旨浅析

《齐物论》是针对“当时之为论者”们在论辩中被异化的现实问题有感而发的,其主旨是阐释其“人应该以齐同地之心境自由自在地生活”的基本人生态度,引导人类走向内向的精神解脱之路。《齐物论》集中体现了庄子独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浅析告子的“不动心”思想

在分析了前人的各种对告子“不动心”解释的不足之处的基础上,结合对告子思想的整体分析,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告子的“不动心”本质上是一种强调“由外到内”的制心工夫与修养境界。

《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五行说”比较研究

本文旨在对《太极图》的作者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首先,本文从比较《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对"五行"思想的不同表达入手,指出二者所论的"五行"思想分别属于不同的流传系统。其次,本文较深入的比较了这两种"五行"思想的异同之处,进而指出:基于这一矛盾可以初步判断,《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决非一人所做。

清初实学之风与《孟子师说》

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道德和知识的关系也随着学风流变的转向出现了变化。在反对明末腐朽学风的思潮中,涌现了一批批判理学末流、重新阐释儒学经典,旨在经世致用的哲学家及其著作,黄宗羲与《孟子师说》就是其中的代表。现拟从实学角度看《孟子师说》,意在阐述清初实学之风和《孟子师说》的关系,说明经世致用思想在《孟子师说》中的体现。

朱子文献中的“太极说”所指考论

在朱子的文献中,"太极说"一词的使用较为含混,其具体所指有四:其一,是指朱子自己所作的《太极解义》;其二,是指《朱子文集》卷六十七中所收录的《太极说》一文;其三,是指张栻所作的《太极图说解义》;其四,是指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说》。此外,在张栻、吕祖谦、汪应辰等人与朱子之间的书信中,也有把他们对于周敦颐作品的注释之作笼统称为"太极说"或是"太极解"的例子。我们认为,朱子等人对于"太极说"的这种含混用法,只是一种"方便之举",而他们后来在刊刻其相关的著作时,则又为其取了不同的名称,以示区别。

《诸儒鸣道》原刻年代考

《诸儒鸣道》是我国第一部丛书,但其原刻时间不详,这影响了后人对它的更深入研究。从避讳、刻工和思想史等因素综合判断,该书原刻时间的上限为乾道二年,而其下限则为乾道四年。

再论《太极图》与《周易参同契》“三五至精”思想之关系

清儒毛奇龄提出,《太极图》的第三层图,窃自于《周易参同契》之"三五至精图"。这一说法目前无法从版本学的角度予以验证。对此问题,我们试图从比较《太极图》与《周易参同契》和《悟真篇》这三部著作对于"三五"思想的不同表述入手做出回答。我们认为:首先,毛奇龄在论证《太极图》与《周易参同契》在"三五"思想上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时,误将《悟真篇》的表述等同于了《周易参同契》的说法,论证极不严谨。其次,《太极图》的第三层图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与《周易参同契》和《悟真篇》对"三五"思想的表述,均有所不同。再次,《太极图》的第三层图与《太极图说》中"五行一阴阳也"的表述一致,从而体现出相当的原创性。从这个角度判断,我们认为《太极图》当出自周敦颐本人之手,与道教思想并无直接性的渊源关系。

从评点“曾点气象”看朱熹论涵养与工夫

朱熹对《论语·先进》“吾与点也”一节里所谓“曾点气象”评价有前后变化,重视讨论该问题的内在原因。正是经过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朱熹最终清晰地表达了他对向内的涵养“气象”的重视,但尤其重视向外的做踏实下学工夫的一贯为学与做人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