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中技术侦查证据规范运用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技术侦查证据资格,规定了当庭审查和庭外核实两种审查模式,为其运用的规范化和法治化变革创造了难得契机。同时,也存在"庭外核实"过度适用,侵犯辩方人权,难以排除非法证据等弊端。在我国大力推进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技术侦查证据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必须规范化,亟待建立"庭外核实"的"最后使用原则",充分保障辩方质证权和知情权,发挥专家辅助人的作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鉴定制度不足与再完善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对鉴定制度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强化了鉴定人出庭,创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这种变革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有诸多不足,具体而言,鉴定意见范畴不合理、证明力不适度、质证程序不规范;鉴定人出庭条件过严,未根除其后顾之忧;专家辅助人知情权保障不足,反驳意见证据效力不明;鉴定程序启动权配置带有强烈职权主义色彩。必须强化庭审质证,严格区分刑事技术鉴定和司法鉴定,制定统一的鉴定意见审查标准,消除鉴定人出庭作证顾虑,赋予专家辅助人程序参与权,保障当事人鉴定程序启动权。

论诉讼效益

诉讼效益是指从诉讼成本与收益的比例关系出发,以最少的诉讼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测评诉讼投入与产出的标准涉及经济与非经济两个价值体系,且影响诉讼成本与效益的因素多种多样。总的说来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具有密切联系。

证据失权适用层次论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证据失权及其配套制度的规定尚不完善,造成司法适用中的搁浅或困惑。为保证制度效用的最大化,应依照以下层次展开:法官应合理释明;赋予当事人说明机会;法院按实际情况实施制裁。另外,考量逾期举证的危害后果,制裁措施应增设损失赔偿。根据构成要件的内容,依顺序给予逾期举证一方当事人以训诫、罚款、失权制裁,并用损失赔偿措施。

“大调解”纠纷解决机制的反思与完善

2010年8月28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引发了学界有必要对于大调解的热议。大调解纠纷解决机制产生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既有其正当性的一面,也存在种种问题。如果将大调解机制的功能重新定位为解决纠纷,同时对大调解机制的组成部分有效衔接,并制定统一的调解法,从而完善我国的纠纷解决体系。

对刑事诉讼中的客观真实之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思想 ,追求客观真实的实现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目标。客观真实也成为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传统刑事诉讼中的客观真实片面强调了刑事诉讼与一般自然认识和社会认识的共性 ,忽略了刑事诉讼之不同于其他认识过程的特殊性。应当以法律真实代替客观真实 ,并在以法律真实作为诉讼基本目标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文明。

当前调解热背景下调判关系的冷思考——以调判关系的历史变迁为视角

法院调解一直被视为我国司法工作的"传家宝",在定纷止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在司法实践中也倍受青睐,"重调解、轻判决"倾向一直根深蒂固。2010年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16号)后,调解进一步升温。但在当前这种高度的调解热背景下,应当如何看待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值得反思。本文主要以调判关系的历史变迁为视角,在对调判关系进行历史梳理,探究我国偏重调解历史原因的基础上,进而深入探讨时下应当如何正确处理调判关系,以期在调解问题上对我国制定适当的司法政策有所裨益。

民事诉讼目的论纲

一般说来，民事诉讼具有实现法律和解决纠纷的功能，但此二者究竟谁是民事诉讼的目的，二者兼而有之，还是二者之外另有目的？学者间存在着多种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以实现法律为民事诉讼目的者，即识解决纷争为民事诉讼的后果；以解决纠纷为民事诉讼目的者，却识法律...

利益保障目的论之功能

民事诉讼的目的应是利益（含诉讼中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提出、寻求、确认和实现，即利益保障。这可称为利益保障目的论。它的功能主要有：准确锁定目的论研究重心，人民主权思想的现实化。

民事执行流程化管理问题研究

民事执行流程化管理以分段集约作业和质效管理为特征,本质是民事执行权的二次分权,是民事执行权配置的纵深发展,有利于规范执行权运行、合理配置执行资源和提升执行公信力,但同时也存在立法缺位、权能不完整、机构混乱和内部衔接不畅等弊端,必须在分权制约和整体性原则下,完善立法,增强执行权权能,并强化检察监督,建构多元化的流程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