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社会向度”

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社会向度”,主要是指从社会的视角出发,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而由此建构起来的以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社会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及实践模式。以社会建设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向度”,在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主要包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强调发展的均衡性、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社会向度”的实践中,我们必须要处理好“社会向度”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向度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社会发展中秩序与活力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政策前瞻性与现实可操作性之间的关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升级和社会进步。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政策之社会政策蕴涵初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在推动我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化和农业经营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关于农村集体经济政策的讨论都被置于经济学研究范式下,集中于产业经营和利益配置等内容,从而忽视了对其社会性内涵的发掘。从社会政策的研究视域出发,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政策蕴含了发展性、治理性和保障福利性等社会政策内容,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其独特的社会性意蕴也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集体化时期的初步形成,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期间政策中家户主义过度凸显导致的社会性衰解,再到新世纪以来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社会性重构复归的阶段演进。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对农村集体经济政策之社会政策蕴涵的回应既是我国集体制传统构建完善的本质所在,也是农村社会发展转型的内在需求。

社会政策视域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演进及路径转向

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理念依托与实践行动导向,农村人居环境政策在多个维度上体现出突出的社会政策蕴涵。首先是治理主体维度的“社会性”,即在政府、市场、社会框架下,由政府主导,村集体组织,企业、社会组织、村民对农村人居环境主动参与的治理过程。此外,通过农村人居环境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治理内容的“生活性”维度直接体现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社会政策蕴涵,并在此基础之上,将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政策划分为萌芽、初创和形成等不同历史阶段,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政策的演进特点和历史性评价。同时,揭示出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政策由“运动式”治理到“常态式”治理,推动主体由地方实践探索向中央主抓、央地协动,治理主体从单一转向多元,以及技术治理与社会治理密切结合的路径转向。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过疏—偏僻地域义务教育社会政策调适研究——以日本教育振兴政策为例

对于业已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达国家而言,其社会仍面临过疏—偏僻地域与过密城市之间均衡发展的矛盾与挑战。如何维系过疏—偏僻地域社会生产与生活,保障各项公共服务良性运转,是回应过疏—偏僻地域社会何以可能这一带有根本性意义追问的关键环节。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出台了教育相关社会政策。一方面,基于教育机会均等原则,在推动教育城乡一体化的同时,对过疏—偏僻地域采取社会政策性倾斜;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小规模学校优势,提升过疏—偏僻地域义务教育质量。日本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针对过疏—偏僻地域义务教育问题展开的政策调适,为后发国家探讨如何维系和改善公共服务,支撑过疏—偏僻地域社会良性运行提供了有益借鉴。

涂尔干“社会团结”理论的东亚际遇

涂尔干在社会团结论中试图通过对两种不同社会联结类型的界定,揭示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轨迹。面对现代社会的失范状态,涂尔干主张重建职业共同体并以职业共同体的道德约束代替传统道德,在个体间、个体与社会间重系断裂的社会团结纽带。然而涂氏社会团结理论在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之间的过渡阶段、职业共同体特征等方面缺乏准确概括,对非西方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殊性方面估计不足,从而使其在东亚社会存在较为明显的理论缝隙。具体到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中,以中日为代表的东亚社会虽然存在着不同体制,但其企业内部传统的机械团结模式非但没有走向衰败,相反却呈现出愈加强盛的发展趋向。社会团结理论在东亚的际遇充分展现了人类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的复杂互动过程,足以引发研究者的深度省思。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城乡交流政策的演进及评价

21世纪以来,我国城乡政策经历了“城乡统筹战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三个阶段的演进,始终将城乡交流作为乡村社会摆脱衰退、实现振兴的关键。21世纪初期,城乡统筹被列入“五大统筹”之首,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阶段,城乡统筹原则被具体化,切实提升了乡村与城市交流的基准和条件。而进入乡村振兴阶段后,在将乡村振兴置于国家战略高度的前提下,国家通过庞大的政策群,建构起城乡交流的政策体系。城乡交流主体由单一到多元。国家通过政策创新实现城乡交流的条件积累,建立起包括人才、土地、资本等在内的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机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城乡交流”获得新的战略定位并被充分展开。同时,重视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战略相衔接,建立起城乡间相互援助体系。但长期以来较为突出的发展落差导致城乡关系错综复杂,因此我国城乡交流政策依然存在较大的政策调整和提升空间。

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内涵及其体系构建

与欧美国家社会政策天然带有城市中心和工业主义的偏向不同,东亚国家在关注城市社会政策的同时,面对乡村的转型和衰败,还将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作为其社会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以乡村振兴为总体目标,形成了包括总体性社会政策、领域性社会政策、发展型社会政策在内的庞大的社会政策体系。其中,总体性社会政策带有总体原则性、法理性和指导性,它决定了诸多具体领域性社会政策的构建。而领域性社会政策则具有较强的实体性和对象性,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在内的弱势群体被纳入政策保护体系中。发展型社会政策则是在反思以往社会政策运行局限的基础上,试图改变以往单一的福利和救助的社会政策取向,将资产建设、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等与社会政策结合在一起,努力激发起乡村内生性的发展力量,从而进一步拓展了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视域,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乡村振兴社会政策表现出较强的体系性和进取性,为乡村社会良性运行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障。

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中,社区民警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在强调将警务工作重心下沉社区的大背景下,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显得格外重要。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特殊身份的拥有者,社区民警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具有多元性。社区民警通过基于个体治理行动的关系嵌入,在街居空间普遍建立起警民间的信任关系,构建起了社区警务互惠规范,有效破解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实现了社区平安治理目标。如果说关系嵌入往往呈现出个体性特点,那么组织嵌入则多是依托于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安排而展开的,通过对社区网格绑定性参与、党员社区民警在社区交叉任职等组织嵌入方式强化了社区民警的社区嵌入。与此对应的,基于特殊视角下的空间嵌入则使得社区警务室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空间形态嵌入城乡社区中,并呈现出一种新的空间治理格局。这些嵌入方式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构成了社区民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维嵌入体系。

工业社会学视域下东北工业基地的形成及变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对社会转型变迁背景下地域社会变动的研究和命题概括,权威媒体、政界和学界循着“现象逻辑”对东北地域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展开了持续性的跟踪研究和政策干预,先后提出了“东北现象”、“新东北现象”、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东北现象”等命题,较为深刻地揭示出30年间东北地域经济、社会变迁的特点及问题实质,描绘出东北现象的发生及其“问题化”的过程。

多视角下的乡村振兴研究笔谈

2023年8月10日,位于福建省寿宁县犀溪镇库坑村的寿宁群学书院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并召开了首届“群学乡村振兴论坛”,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5名学者从不同侧面对乡村振兴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期以笔谈形式刊登张翼、张文宏、成伯清、温铁军、周飞舟、叶敬忠、王天夫、文军、田毅鹏、何雪松和毛丹11位学者的发言。

森林抚育管理现状及优化策略探究

随着社会对生态环境的日益关注,森林抚育管理成为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的重要手段。森林抚育旨在促进林木生长,改善森林结构,提升森林生态功能,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保障林产品供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展,森林资源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因此,加强森林抚育管理,提高森林质量,成为当前林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森林抚育管理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以期提升森林抚育管理水平。

单位社区的结构分化及其“治理共同体”转换

“单位社区”不仅是静态的治理空间,更是从“共同体”到“治理共同体”的动态调适过程。最初的单位社区虽被冠以“社区”之名,但其主要是作为“工业社区”而非“治理社区”,因此转型期的单位社区实质仍然为单位共同体的遗留;随着单位社区异质化程度的加深,单位社区开始出现组织间分化,并且呈现出与其他城市社区类型相比的独特性。在这样的变动之下,单位社区原本的“共同体”形态被解构并逐渐向“治理共同体”转换。单位社区的形成及其转换过程中的关系变动和结构变化,也就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深入推进的重点和关键。

单位社会的终结及其社会风险

所谓单位社会的终结,并非指具体的作为职场的"单位组织"的终结,而是指1949年以来形成的中国社会宏观联结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即由"国家—单位—个人"的控制体系向"国家—社区、社会团体—个人"协同参与模式的转变。社会联结方式的根本性变动,导致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和转型期社会联结之中断错乱。昔日由单位组织承载的社会公共性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萎缩,导致公共精神生活的衰落,使得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与社区自治关系刍议

作为当下中国城市日渐流行基层管理服务模式,网格化管理在提供社区服务、城市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表现出其特有的优势。但因其本身作为基层政权行政力下沉的一种方式,与代表基层民主的社区自治力量之间难免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同时也蕴含着城市基层政权"内卷化"的风险。本文认为,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诉求与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权益诉求在社区服务上存在着衔接点,关键在于淡化网格化管理模式的行政色彩,做到"社区服务网格化,社区管理民主化",从而使网格化管理模式与社区自治能够相互协动,并获得良性持久的发展。

“后单位社会”基层社会治理及运行机制研究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单位体制的剧烈变迁,在后单位社会的语境下,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极其复杂的"重层结构"。旧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始逐渐消解,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尚未成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变动过程。单位制虽然开始式微,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单元,单位组织并未退场,而是以一个新的角色和身份继续发挥作用。由此引发后单位社会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之间复杂的衔接问题。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不同程度的合作、冲突、妥协,使得基层社会的运作兼具行政性与自治性,从而衍生出一种双重性质及兼容式的运作方式。如何在过渡时期建立起一种新的基层社会联结,成为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

空间生产、资本接续与权力介入的实践逻辑——对东北C市马路劳工生存状态的调查

随着正规劳动力市场吸纳就业能力的日趋有限,曾一度被视为"现代的荒蛮"、"城市的污垢"并屡遭取缔和清退的马路劳动力市场却为个人资本处于弱势的庞大的就业大军提够了一个赖以生存的非正规就业空间。对于这一长期被忽视的劳动力市场,其劳工生存状态及内部运行现状成为亟需关注的问题。侧重主体实践的动态过程,在对C市马路劳动力市场调查中,作者看到的是马路劳工对城市边缘空间的生产与超越,在这里,为了求得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演绎着种种独特的生存策略。既有所谓的"江湖逻辑"成为劳工资本接续的路径依赖,又有"群体守望"和"游击战术"成为其在外在权力介入时展开博弈的手段,空间秩序深深地嵌入在不断再生产的互动关系中,马路劳工在非规范性中不断前行,演绎着艰难的生存史。

中西社会结构之“异”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社会工作既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工作方式,也体现了一种助人自助的现代精神与促进社会公正公平的人生信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也逐步显露出来。为了确保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项以助人为宗旨、运用各种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国家专门职业——社会工作也应运而生。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同年12月,曾庆红同志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要像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重视经济人才和科技人才一样,高度重视社会工作人才,并提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和政府公共服务模式改革创新的重要课题"。在这样高的层次提出加快发展社会工作的战略部署,在中外社会工作的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这预示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但是,加快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还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如何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便是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在此,我们特别邀请国内长期从事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研究的知名学者撰写一组笔谈文章,并分别从社会工作价值观、理论、实务和教育等不同角度来讨论和反思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

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体系中,空间虽然不是最为核心的概念,亦未做充分的展开研究,但马恩确曾对社会空间问题给予过特别的关注,并提出过一些极具穿透力的洞见。20世纪下半叶,新马克思主义直面当代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在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努力实现社会理论的空间化转向,构建了以“空间生产”为核心的新的社会理论体系,为我们理解分析城乡关系、村落终结、郊区化等当代社会的复杂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亦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整合与交融构建了公共平台。

新时期基层社区“展示性治理”的生成及运作

"展示性治理"是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以形式化、展示化为特征的变态的治理模式,即在政府行政力量与新时期居民自治组织非均衡的互动中出现的一种与本然的社会生活及真实治理过程相脱离的状态,是一种大幅度地脱离于真实社会生活状态的治理模式。这种面向政府部门而与居民无涉的非常态性展示行为阻碍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良性运行。我们应积极引导和激励社区实现以人为本的治理方向,回归真实本然的基层社会治理过程。

“单位社会”历史地位的再评价

如果从"长时段"的角度,将"单位社会"的起源、形成及发展置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危机"和"重建"的高度来认识,就会发现单位社会是作为中国社会精英为解决社会总体危机、"重建社会"的根本性措施而出现的。单位社会不是传统社会的回归,而是一个现代性的版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单位社会承载的物质、精神遗产也极为丰富,如何继承上述遗产并实现创造性地转化,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至关重要。肯定单位体制的历史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永远驻足于此,而是要求我们的改革前进步伐既应与时俱进,同时也要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