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中“红孩儿”原型在元杂剧中的叙事线索

吴本《西游记》中"红孩儿"的形象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元代前红孩儿的形象是以鬼子母之子的角色附于佛经中"鬼子母"故事而流传的。元杂剧中其虽不是一个成熟的文学形象,但故事叙述的大致线索都已出现,杂剧《西游记》中的红孩儿虽然仍从属于鬼子母的故事,但其对取经故事所起作用已大大加强;同时,元杂剧中也出现了铁扇公主的形象,这为后来吴本《西游记》对红孩儿故事的整合提供了丰富的叙事元素。吴本《西游记》出于叙事结构调整的需要和对孙悟空正面形象塑造的要求,综合了元杂剧中的叙事元素,塑造了红孩儿这一生动的人物形象。

“礼”“器”之辨:儒墨乐论思想评议

周公礼乐思想为儒家乐论思想之渊源,两者内里相通,乐之动人,虽可悦耳,更能风心导礼,此为乐与礼相结合之内在逻辑。墨子因非儒而非乐,在其非乐的逻辑中,省却了乐动人心的关键环节,因此,乐在墨子的眼里就变成了只是能发出金石之音的乐器,乐器的制作、演奏、欣赏都是劳民伤财,与民夺利的,这是一种简单而粗暴的逻辑。春秋战国时期,在礼崩乐坏,古乐几近消弭,新声泉涌叠出的背景下,儒家倡乐、墨家非乐显然都没能准确地把握住时代的文化特征,因此他们理想化的治世方略自然也不能起到救时补弊的实际效果。

身份与言说:太史公、中书令与《史记》书写——以《文选·报任少卿书》篇首异文为中心

司马迁详述作史缘由的《报任少卿书》,是《史记》接受史上的一篇基础性文献。然而后人疏于辨识的是,信中自称太史公的司马迁,实际身份却是"尊宠任职"的中书令。身为中书令的司马迁对武帝颇为忠诚,这也影响了《史记》的颂汉书写,但由于中书令为时人所轻,故司马迁更愿以在史官文化传统中颇为人重的"太史公"自称。《汉书·司马迁传》在标举司马迁中书令身份的前提下,径行省去篇首"太史公"一语;萧梁时期,太史公的文化身份得以凸显,故《文选·报任少卿书》补录了与书信内容相呼应的"太史公"一语。《汉书》之省与《文选》之录,皆未能体察中书令司马迁自称太史公的内心隐曲。

袁枚想要向谁学——小议“也学牡丹开”

一、现代性视域中《苔》的解读2018年春节期间,清代袁枚的一首小诗《苔》,借助央视的《经典咏流传》节目,一夜之间家喻户晓。随着这首诗的广为流传,许多人在为之感动的同时,对诗中“也学牡丹开”一句却多有不满,认为苔花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尊严,不应该“学”牡丹。在微信朋友圈里,一些著名学者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认为“也学”应该改为“也似”或者“胜似”,甚至是“不学”。人们为什么要通过改字来强调苔花与牡丹的各自独立呢?这与今人对这首诗的接受视角有关。

文学与思想:《氓》解读的两个维度

被选入中学教材的《氓》，教师在教学中往往强调它的文学性而忽略了思想陛。它的思想性主要体现为：婚姻的规范性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础，人们对婚姻的忠诚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让学生真正理解了这首诗的思想价值，才算圆满地完成了课堂教学任务。

论李广利的历史形象及其与司马迁宫刑之关系

李广利以外戚身份走进武帝朝,但其被拜为贰师将军并不能看作是武帝"欲侯宠姬李氏"的表现。他在李氏第一次被夷族后封为海西侯,完全是因为他的伐宛之功,与其外戚身份无关。武帝后期的十余年间,李广利一直是汉对匈奴作战的主帅,屡有斩敌之功,堪称武帝三大将之一。李广利与导致司马迁宫刑的李陵事件并无关系,然而司马迁却认为是"沮贰师"致其宫刑,并据此塑造了受武帝偏袒的李广利的"庸将"形象,《汉书》踵此说,使其成为定论,后之学者据此建构了司马迁的阐释史。阐释前提既然存有问题,则阐释史的诸问题也应重新审视。

东汉文人入幕论略

东汉文人多入幕,其主要方式是幕府征辟,被征辟的文人一般要具有冠德州里、经明行著、品行孝廉,忠厚正直以及文才出众等条件,进入幕府后,文人主要被拜授为中郎、司马、令史等职称。

班固“周室观”的形成及其表现

班固的"周室观",是在两汉之际汉之德属之争的背景下形成的。班固有选择地接受了刘歆五行相生的德运观念,将汉的建立看作是对周的代嬗,从而形成了尊崇周室并将之看作是汉室兴盛标准的"周室观"。班固的"周室观"不仅表现在《汉书》的写作中,而且是《两都赋》中坚持东都的一个思想资源。

司马迁历史形象建构的史实辨正

司马迁自觉地建构了自我发愤著书的历史形象。他一方面凸显武帝与李广利的裙带关系,另一方面极言李广利才能平庸,从而达到武帝因李夫人而偏袒李广利,罪责于己、遂致宫刑的叙事效果。《汉书》则进一步加强了对武、李情深以及李广利才能平庸的历史叙事。然考诸史实,武、李之情深并不完全可信,李广利拜将封侯也非关李夫人,其本人实是与卫青、霍去病比肩的一代名将。司马迁历史形象建构的前提与史不合,这一历史形象需重新审视。

“文学自觉说”的争论及其理论困惑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构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纯文学理论的引入,鲁迅的"文学自觉说"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和被接受的,但纯文学的理论逻辑和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并不完全相符,致使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研究者不得不或明或暗地强调"文学自觉"中"文学"的概念,而对"文学"理解的多样性使得"文学自觉"的研究结论各不相同。"文学自觉说"研究的误区在于混淆了文学史意义上"文学"和文学研究意义上的"文学",以至于在"文学自觉"的问题上学界长期以来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这在客观上制约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文选》收录“苏、李诗”的诗史意义

苏、李诗为伪作今已成定论,但《文选》在收录"苏、李诗"时并没有将之看成是伪诗,苏、李诗非伪作并不是萧统一个人的认识,而是汉魏六朝主流文人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一、他们对苏、李诗拟作时没有将之看作是伪诗;二、在"以体论文"为特征的汉魏文论中,李陵诗被认为是从四言诗到五言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是五言诗的滥觞。因此,被考证认为是伪作的苏、李诗,在汉魏六朝文学发展中却是以真实的苏、李诗的身份对诗歌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文选》收录苏、李诗的意义在于从文章选本的角度肯定了苏、李诗对汉魏诗歌发展的诗史意义。

学术统绪的重新梳理——巩本栋先生《中国现代学术演进》读后

中国学术的传统渊源有自，然而20世纪的学术史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予以关注，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传统的学术发展遭到了西方学术理念的强力干预，并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学术理念的新的学术史范畴。如何整理和接受20世纪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在80年代受到了南北两地学者不约而同的关注。1986年，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做了一个关于重视近现代学术史研究的讲话，并以此申请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从《桃花源记》的版本流变看其文体归宿

《桃花源记》是收录在《陶渊明集》中的一篇散文,但它也同时被作为一篇小说收录在《搜神后记》里。我们应当继续将之当作散文来看,尽管这种文体是在后世的解读中形成的。

阮元四书文为文之正统论

四书文是明清八股取士的重要手段。无论是作为考生,还是作为考官,阮元终其一生都与四书文关联甚密。阮元虽表明不喜四书文,但其国之重臣的身份又使其认识到"取士之道,不可不用此事",从而肯定四书文。阮元肯定四书文不仅与他的政治立场相关,也与他的文统观密切相连。阮元渊博的知识促使了他既综观全局,又畛域分明;既通达万理,又专执一隅的独特思维特征的形成,在这种思维下,阮元认为,文章之义主要应由经、史、子来承担,而文章之形则应由藻饰之词来完成,这就形成了阮元以声韵、比偶、平仄为是的纯粹文统观。在阮元的逻辑里,这种文统始于《易·文言》,中经《文选》,流衍而下,从宋四六一直到明清四书文,统绪纯粹分明,四书文恰在这种文统演进的终端,是此一文统高度发展的精致呈现,故阮元认为,四书文为文之正统。

陆川的“鸿门宴”及其电影史意义

陆川《王的盛宴》对传统鸿门宴故事的重构,是电影思考历史并重述历史的实践,昭示了电影呈现历史的可能性及其应担负的责任。但以电影来重思历史无疑是对当下以商业化、娱乐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电影体制的"僭越"。陆川在重构"鸿门宴"故事中,坚持电影思考历史、建构当下文化形态的原则,并期待体制成长、成熟的做法,对中国电影参与当代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方法论意义,对电影史书写中如何尊体电影也具有启示意义。

从东汉五言诗的社会地位看其形成的原初形态

东汉五言诗的产生和当时不受人们重视的俗乐有关,它具有俗乐哀怨的特点,而这恰恰满足了落魄文人抒情的需要,同时五言诗低下的社会地位又使文人不必像写作四言诗那样拘束,从而在诗作中不经意地流露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这在客观上成就了五言诗的审美效果,为五言诗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郎官与东汉学术及文章

郎官的文士化,使其在东汉的学术活动及文学创作上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主要表现为校书东观,整齐故事;侍讲禁中,师傅皇子;应诏作赋,颂美汉室等几个方面。郎官们的学术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东汉学术及文学的发展。

从文献的保存角度看汉赋文学特征的生成

汉赋讽谏、抒情、体物的三大特征与汉赋在不同时期被不同选本选取的标准有着很大的关系。今之所见汉赋,主要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艺文类聚》等,正是这些文献构成了后世所见的汉赋格局。两汉时期,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选本,重视对讽谏性作品的选取,与汉代赋学批评强调赋之政治讽谕功能有关;魏晋南北朝以《文选》为代表的选本在肯定《史》《汉》所选汉赋篇章外,突出了对抒情赋的选取;唐代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选本,由于其类书自身"事类"的特征而侧重于对体物赋的选取,这些体物赋的大量选取突出了汉赋的体物特性。不同时期对汉赋选取角度的不同,塑造了汉赋的三大特征,这三大特征只和被保存下来的汉赋文献有关,并非汉赋本原面目的呈现。

东汉“郎官”考辨

近些年学界关于秦汉郎官制度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如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等，这些著作对秦汉制度的研究者昕艮深入，但同时这些研究中也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缺乏对东汉官制独特陛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