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养老保险对家庭住房和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本养老保险是贯穿家庭生命周期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与家庭每期的收入和支出挂钩,对于家庭的经济决策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究基本养老保险对家庭住房及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保基本养老保险能显著提高家庭持有自有住房、投资性住房、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也能提升家庭住房在家庭总资产中的占比以及风险性金融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上述影响存在生命周期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收入的不确定性以及预防性储蓄机制是基本养老保险影响家庭住房及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机制。上述研究结论带来的启示:要着力实现基本养老保险法定人群的全覆盖,逐步缩小养老保险待遇群体间差距;创新更多满足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大力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加强基本养老保险与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改革措施的一致性和协调性评估,注重发挥各领域改革的联动效应。

地方债“自发自还”模式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影响研究

地方债和土地财政都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融资渠道,地方债发还模式的演变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的融资规模,进而会通过地方财政的作用机制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本文将2014年进行的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地方债“自发自还”模式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自发自还”模式下,地方政府是地方债务发还的主体,直接面临着还本付息的财政压力,存在动机改变土地出让行为从而获得更多的土地财政收入,且财政非平衡地区改变土地出让行为增加土地财政收入的动机更为强烈。本文进一步检验表明,“自发自还”模式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作用过程受地方财政赤字和经济赶超压力的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可供借鉴的政策启示。

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力资本与住房价格

以人为载体的人力资本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流动,通过人口迁移,积累到宏观层面就形成了城市的人力资本存量。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加城市住房的有效需求,推动房价上涨,并且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对房价的正向影响存在异质性。为探究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城市住房价格之间的关系,对中国25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城市住房价格之间存在正向关系,高人力资本水平对高房价地区房价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

退休对城镇家庭住房及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老年群体正逐渐成为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重要力量,如何引导老年群体合理配置资产,从而夯实个人乃至全社会的养老财富储备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大议题。本文基于模糊断点回归的方法,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讨退休作为外生冲击对于家庭住房及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退休会显著降低家庭住房资产规模,同时提升家庭住房持有率;退休会提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以及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并且上述这种影响在参保与未参保社会养老保险家庭间以及体制内、外就业家庭间存在差异。基于研究结论,本文认为,一方面要破解“以房养老”困境,完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应大力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鼓励养老金融产品创新。

影子银行与银行体系稳定性——基于类信贷影子银行业务视角的实证分析

中国影子银行以商业银行为中心,本质上是商业银行为进行监管套利主动发起或主导的类信贷业务。影子银行不仅使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之间的关联更加复杂,也增加了商业银行与同业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存在系统性风险隐患。本文使用2007—2020年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季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子银行业务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少量适度的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有助于增强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子银行业务规模超过一定阈值后才会降低银行体系稳定性。因此,本文认为应中性看待影子银行发展,维持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适度平衡,防范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死灰复燃,引导低风险影子银行资金流入实体经济。

人口年龄结构和住房价格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机理

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全面两孩'政策引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能否提升家庭消费成为新时代人口学及相关学科亟需探讨的新命题。文章构建了人口年龄结构、住房价格和家庭消费的综合分析框架,并运用SYS-GMM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改善起到直接的拉动效应,而住房价格上涨通过调节效应对上述直接效应的发挥产生抑制作用。因此,文章提出'全面两孩'政策和人口老龄化现象带来的抚养比提高潜藏着巨大的消费动力,抚养负担能够转化为人口结构红利。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避免房价过快上涨,能够促进人口结构红利释放,促进城镇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优化。

财政政策、资本深化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为了解释1978年以来中国财政支出政策、资本深化和结构转型的特征事实,本文把生产性财政支出和福利性财政支出引入两部门结构模型,考察生产性财政支出如何影响资本深化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研究表明,伴随着资本深化,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和产值份额不断减少,非农业部门的就业和产值份额不断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促进了总体经济的资本深化,进而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通过估计和校准模型参数,本文模拟出中国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路径,并考察了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对结构转型的影响。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西方政策扩散比较研究

政策扩散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治理为政策扩散提供了基本情景,但现有文献缺乏国家治理视角下中西方政策扩散的比较研究。鉴于此,本文首先阐释了国家治理视角的基本内涵,在总结体制稳态的西方和渐进改革的中国在政治形态、治理架构和制度体系主要差异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政策扩散比较研究的分析框架,进而对中西方政策扩散模式、机制和动力三方面进行对比,并探讨了其内在原因。本文总结出中国政策扩散实践的三点基本经验,分别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服务深化改革大局和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而提出政策扩散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可以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的领导与政策扩散的关系、府际关系的变迁及其对政策扩散机制的影响、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优化与政策扩散新动力三个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应对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对新冠肺炎疫情所产生的可能冲击场景进行模拟,量化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及其应对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和各行业部门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三种不同程度的冲击情景之下,GDP增速分别为-4.52%、-8.48%、-11.96%,各经济主体和各行业部门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疫情冲击对于居民消费的负向影响尤甚;财政政策能够有效缓解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政策组合实施之后,GDP增速分别为0.09%、-3.80%、-7.20%,并且政策对各经济主体和部门也有不同程度的提振效果,对居民消费和就业的提振效果较弱。本文建议,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要协调发力、精准施策,同时要注重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推动社会投资;多举措提振居民消费和全面强化稳就业措施应当作为目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外,要加大力度扶持受冲击较大的行业,加快发展培育新业态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