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县域经济发展的几个全局性问题

县域经济带有明显的行政、地理和分散性色彩,其资源禀赋、发展模式不一,对其发展需要抓住一条主导红线,将事关全局性的问题串连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任务,这是包括县域经济在内贯穿发展始终的一条主导红线。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析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县域经济发展需要关注五个方面的全局性问题:一要大力推进种植业现代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二要深入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走高质量发展道路;三要扶持壮大民营经济,走富民强国之路;四要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特色县域经济;五要发展绿色产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村养老保障改革思路

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障体制,是城乡有别的结构性养老体制,城乡养老保障在制度与水平上的差异,根源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已远远落后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动,要改变现状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二是暂时维护家庭养老这一保障体系,"以时间换空间",三是发展市场取向的农村养老保障事业。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体制创新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在世界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走向老龄化的过程中,中国人口老龄化展现出速度比较快、水平比较高和城乡、地域推进不平衡的特点。这给养老社会保障出了一道难题。破解之法,关键在养老社会保险体制创新。中国养老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重点:一要准确定位养老社会保险的体制,明确改革和创新的方向和思路;二要在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基础上,确保养老金保值、增值和可持续推进。

中国城市人口划分标准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迈出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步伐,城市(包括镇)人门大量增加,由1978年的1.72亿增加到1987年的3.97亿,在不到9年时间里增长1.3倍,实为世界人口城市化史上所不多见。然而这里的城市人口的统计系建立在市、镇建制的基础之上,市、镇设置增加城市人口跟着扩大,市、镇设置减少城市人口跟着缩减,客观上国家行政管理上的市、镇的设置成了划分城市人口的标准。 这种划分标准有它合理的一面,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矛盾,目前这些问题和矛盾已经到了需要解决和可以解决的时候了。这就需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并考虑到在国际上具有较大的可比性,制订出科学的划分城市人口的标准,以将总体人口合理地区分为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

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

面对加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本文分析了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关系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层面对适应中国老龄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选择进行了探讨。

“未富先老”视角的人口老龄化

近来有学者对“未富先老”提出质疑，可取的一点是。不能用“未富先老”掩饰老龄事业发展滞后，以“未富”遮百丑。然而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在20与21世纪之交并不富裕的条件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率先步人老年型；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老龄化则闯进严重阶段；2050年代老龄化达到峰值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也仅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距高收入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在21世纪，“未富先老”将始终伴随着我们，老龄化发展战略和应对老龄化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基本态势的制约和影响。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问题(下)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充分考虑伤口因素,考虑未来人口的变动发展趋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未来20年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可概括为八个方面: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制定科学的就业战略,妥善解决就业问题;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建立一个既能满足老年人口需要,又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力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谋求人口性别平衡;提高人口质量,科教兴国;增加西部人力资本积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村养老保障改革思路

建立在“二元经济”基础上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人口”管理,是制约人口城镇化的“瓶颈”,也是形成城乡“二元养老”保障体系的基础。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加快城镇化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农村养老保障改革思路的突破,关键在于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为农业发展和农村养老保障改革寻求物质基础;维护家庭养老非正规群体行为,为社会养老正规行为的建立赢得时间,发展市场取向的农村养老保险,稳步推进强制性社会养老保障改革。

城镇化还是城市化

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各类文献中一律采用城镇化概念。城镇化与城市化之间仅一字之差,涵义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都要统一到城镇化"官方口径"上去,值得认真地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强调"以小为主"的城镇化近30年,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输送过相当的正能量。但在目前的新形势下,是继续沿用城镇化概念还是转而采用城市化概念,不仅是一个理论概念问题,同时还左右着城市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已步入"以大为主"的第二阶段,如果继续沿用城镇化概念便脱离了现实,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上都会带来弊害。

体制创新: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必由之路

建立全方位的养老保障体系必须破除城乡、城市内部"双二元结构",走改革之路。为此,需要在理清养老保障、养老保险、养老保障体系、养老保险体制和机制等概念基础上,构建以社会养老保险-家庭户养老为主体,聚居型养老和流动型养老为辅,即主体与两翼相结合的积累补充型养老保险新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的关键,一是确立以个人账户积累为主制度,实行个人缴费积累制和积累账户部分实体化,突出个人缴费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二是建立与个人账户紧密相连的企业(单位)积累为辅制度,适当降低企业(单位)缴费率,保证补充型养老体制的顺利运转。三是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论“三步走”中国人口发展战略

纵观21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态势和特点,"五大人口高峰"相继到来:人口总量高峰将在2030年前后到来;10多年后劳动年龄人口即可达到最高峰值;本世纪中叶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流动人口已临近最高峰值;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新的高峰。以人口零增长为战略目标的人口发展战略,根据"着陆"方式的不同,分别可称之为"硬着陆"、"软着陆"和"缓着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发展战略,应建立在"软着陆"方案的基础上,这个方案并不要求生育率继续下降,相反,在稍有回升后才保持相对的稳定。具体的生育政策选择为:全面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现在也可以实施,城镇可暂缓几年,2010年以后组织实施为宜;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不分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

“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口老龄化视角

未来一二十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考验。由于过去30多年来中国出生率持续快速下降,因而人口老龄化具有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平衡等特点。兴利除弊地驾驭老龄化,对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既要充分利用未来十多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后期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加快发展;又要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应对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劳动力短缺、工资率上涨的挑战;还要未雨绸缪,合理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养老金逼近"警戒线"、劳动年龄人口相对高龄化、边际投资效益下降等破解之法,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问题(上)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充分考虑人口因素,考虑未来人口的变动发展趋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未来20年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可概括为八个方面: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制定科学的就业战略,妥善解决就业问题;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建立一个既能满足老年人口需要,又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力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谋求人口性别平衡;提高人口质量,科教兴国;增加西部人力资本积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1世纪中国发展:关注来自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成为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左右着我国人口的变动,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影响着我国社会养老保障、科技进步、制度建设、社区发展、文化生活、婚姻家庭状况。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克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新中国60年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

60年特别是后30年人口结构转变加速推进的基础,无疑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以降低生育率为主旨的人口政策卓有成效地实施,则起到关键作用。然而学术界和社会上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未来走向有各种猜测,有的甚至以讹传讹,需要澄清。当前,步入低生育水平"转变后"人口的变动,重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决策选择。当前我国处在人口发展战略第二步。如何走好这一步?其指导思想和基本任务可表述为: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控制"、"提高"、"调整"协调推进,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们要在继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加大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的力度,为实现向以质量提高和结构调整为主的转变创造条件。就数量控制而言,笔者提出以下生育政策决策选择:其一,全国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其二,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可以现在开始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其三,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不分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

“二元经济”与农村养老保障改革

本文介绍了城乡两种不同养老模式 ,指出我国农村养老方式变化滞后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动 ,农村养老问题日益迫切。最后结合国际上有关理论与经验 ,提出了三点对策建议。

发展观的转变与人口发展战略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我国的发展观发生了重大改变。发展观的转变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必然对我国新世纪的人口发展战略产生重大影响。根据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新阶段我国的人口发展应实行继续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调整人口的结构,实行“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以人口变动与结构合理化、人口与发展综合效益最大化为宗旨的人口发展战略。

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人们日益认识到人口、贫困、生产和消费模式与环境相互密切联系,不能孤立地审议任何一个问题。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1994.开罗 世纪交替的根本战略问题 自70年代以来,以世界环境与发展、人口与发展的几次会议和通过的文件为契机,正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世纪转换之际的最重要命题,提到各国政府和人民面前。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西部开发重在人力资本积聚

在自然、产出、人力和社会四大资本中 ,西部和东部相比较 ,除在自然资本方面有一定优势外 ,其余三大资本均显落后 ,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瓶颈”制约着西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 ,西部开发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的积聚。只有具备大量的专门人才 ,才能不断提高西部的劳动生产率 ,增强市场竞争力。从人力资本积聚的层面上看 ,西部大开发不需要伴随人口数量的大幅增长 ,相反还要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西部人力资本积聚过程中必然的人口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