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真主党与叙利亚关系探析

黎巴嫩真主党自1982年诞生以来,即与叙利亚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1982-1989年为相互警惕的磨合期;1989-2000年是真主党依赖叙利亚的联合期;2000-2011年发展成为平等伙伴关系;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至今,双方关系更为密切并发生了短期的角色逆转。二者关系的恒量和实质是彼此借重和相互利用,地区局势的变化则是关系演变的永恒变量。伊朗和以色列对这种关系的产生、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双方联合的事实对二者本身、黎巴嫩国家和地区局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只要戈兰高地问题存在、巴沙尔政府不被推翻、教派掩盖下的地区国家博弈持续,双方的复杂关系就会一直存在。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教育思想

《聊斋志异》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精神,蒲松龄以教育家的眼光在小说中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教育思想:重视挫折教育和抗争意识培养,提倡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倡导终身学习和深思力学的态度与实践。在教育内容上主要以基础知识的教授普及、伦理道德的修养和真诚重情重义的人格塑造为主。蒲松龄教育思想的形成和他的生活经历及信奉儒学密切相关。蒲松龄其人其作的教育意涵值得当今的学习者和教育者深入发掘研究、思考借鉴。

苏轼的“艺道两进”观

“艺”与“道”的言说是中国艺术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针对创作活动中“艺(技)”与“道”的关系,苏轼提出了“有道有艺”“技道两进”“道可致而不可求”“学以致其道”等观点,本研究将其概括为“艺道两进”观。“道”可以从“灵感”的获得中体悟,而“道”不是凭空而得,把握“道”必须在“技艺”上达到高超的水平并逐渐超越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探析

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是以"素丹-哈里发"制度为根本、"蒂玛"制和"米勒特"制为依托、"核心-外围-边缘"三层治理结构为表现形式的"一国多制"。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帝国强大繁荣的重要保障,也是融合东西方不同文明成果的直接结果。但制度虽多却无法有效制约素丹权力,帝国的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人治",君主个人能力的强弱对治理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帝国也建立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之上,以武力立国和发展的帝国一旦战争失利或停止扩张,也就失去继续发展的动力。所以,"法治"以及和平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真正实现长久繁荣的根本动力。

登览情兴与高歌悲慨——读李商隐《安定城楼》

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桑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鹧雏竞未休。——李商隐《安定城楼》文学史上的李商隐以诗旨遥深的无题诗见称,他偏爱的独特意象结构与创作手法也使得后世对其诗歌的解读呈现出多义和复杂的情形,正如最著名的《锦瑟》的主旨至今仍聚讼纷绘。

什叶派伊斯兰教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朗叙利亚关系

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工具,在伊朗和叙利亚关系的演进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70年阿萨德上台后,通过与什叶派乌里玛合作,获取了政权急需的宗教合法性。1979年以来,伊朗支持什叶派在叙利亚广泛传播,在扩大其影响的同时,也加剧了该国固有的教派矛盾。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伊朗以“保卫宰娜卜”的口号,动员和组织多国什叶派武装力量,成功保卫了巴沙尔政权。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巩固了它在“什叶派新月”中的核心地位,凸显了什叶派网络对于伊朗外交的战略价值。

《老残游记》对“春秋笔法”的运用

《老残游记》是清代刘鹗的代表作,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小说以走方郎中老残的游历为主线,极深地开掘了社会矛盾,尤其是直斥所谓的“清官”昏庸之害。刘鹗运用了史家“春秋笔法”特别是“春秋五例”,借小人物离乱之情写大时代兴亡之感,以底层百姓的悲惨遭遇来揭露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修了一部民间立场的社会史,达到了补正史之阙的作用。

曲心款款,词眼望穿:韦庄《菩萨蛮》赏评

《菩萨蛮》五首是韦庄的代表词作,历来被奉为词中经典但也争讼颇多,从作者身份到写作时间地点,从词的主题到事典的解读等都有各家自持己见,纷繁复杂,其中叶嘉莹先生的分析结论最为有力和充实:“韦庄曾多年流离江南,其《浣花集》中叙及‘江南’者,大多指浙江一带。此《菩萨蛮》五首,盖为韦庄晚年离蜀回忆旧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