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化格局: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之全新面向

在全面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检察机关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虽然现有理论讨论对其功能转向的关注有限,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已显现出“立体化”之趋势。具体而言,检察机关最初是以制发检察建议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覆盖面广泛而专业性欠缺,“扁平化”有余而“立体化”不足。随着公益诉讼、企业合规两个抓手的出现,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逐步呈现出专业性和“立体化”的特征,从以制发检察建议为主的全面治理,转向全面治理与以公益诉讼、企业合规为主的专项治理相结合。为了保证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效果,需要进一步探索检察建议、公益诉讼以及企业合规这三项制度如何更加“立体化”地规范运行。

论监察调查三类案件的证据(明)标准及其程序衔接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及《监察法》的制定,使得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相贯通,纪律审查与监察调查相衔接,监察机关的职权范围有所扩大。在监察机关的内部,由监督调查室统一行使对于违纪、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调查权,但三类案件的证据(明)标准存在差异。为了不让监察证据"零门槛"地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应当确立违纪、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二元调查程序,将监督调查室的内部进行进一步划分,从而使其分别履行调查职能:首先,监察机关在立案时应进行有效地筛选和审查;其次,违纪、职务违法调查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被调查对象可能存在职务犯罪行为时,应及时与职务犯罪调查部门进行有效地沟通,必要时应进行转移;最后,职务犯罪调查部门认为有必要进行第二次调查程序的,应当重新进行调查,但要注意避免形式化。

论性侵犯罪案件中的品格证据——从“柔性适用”到“综合证明”

性侵犯罪的证明障碍、复杂成因以及刑罚个别化原则,使被追诉人品格证据在性侵犯罪案件中有其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实践中,性侵犯罪案件出现了柔性适用品格证据规则的趋势,且品格证据的适用存在着证据能力标准模糊、证明力大小不一的问题。证据的运用除了证据规则本身,还依赖于证明模式的影响,不同的证明模式可能强化某种证据的运用效果,也可能削弱某种证据的运用效果。与印证证明模式相比,在性侵案件中采综合证明的模式,对品格证据等补助证据进行筛选运用,能够有效缓解直接由要件事实生成之证据相对短缺的问题,使因核心证据不充分而难以形成印证的难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