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之际元丽互动与蒙古统治高丽制度的构建

从元太祖十三年(1218)蒙古赴高丽征讨契丹叛军,到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继位,是大蒙古国政权与高丽互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高丽对于蒙古政权屈服与抵抗并存,经过蒙古的征伐,高丽出现了归附蒙古政权的趋势。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以后,改变了对高丽武力征讨为主的政策,通过对高丽怀柔、政治胁迫以及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手段,使高丽纳入元朝的藩属体系,元朝统治高丽的制度体系建构完成。这个体系是蒙古统治者政治军事扩张政策和高丽追求国家生存努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表现在高丽以臣服和成为元朝藩属为代价,保住了其政权的生存,元朝则通过控制高丽国王任命、高丽世子入质、元丽通婚等手段控制高丽政权。这种制度成为元朝中后期元丽互动的主要政治规范。

元朝高丽进士李穑的“燕客录”——以李穑诗为中心的考察

李穑一生三次来到元朝都城大都:至正八年,他到国子学游学;至正十三年参加元朝科举考试;至正十五年,任职元朝翰林院经历,次年初弃官回到高丽。李穑在中国学习、工作期间,广交科举同年、大都官员和一般士人以及生活在大都的高丽僧人、出仕元朝的高丽官员。这种丰富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他在大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给予了支持。另外,李穑还融入崇尚诗文的大都士大夫群体,李穑的诗作成为其社会交往的媒介以及元朝与高丽政治、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思想史中的“北流”:金元之际北方易学及功用

金末北方易学,一方面延续了北宋道学家的易学研究传统,在对“《易》以载道”的考察中,确立了以北宋易学为旨归的研究路径。这一时期易学知识的交流与传播受地缘影响,以河朔地区为传播重镇,极具学术价值的民间交流成为当时易学传播的最有效方式。另一方面,面对金元之际动荡的环境,易学家选择以《易》占作为理解天命的途径之一,对于《易》象数的运用,并未因宗于北宋义理派易学而偏废。伴随着新统治秩序的建立,北方象数易学家政治与社会实践的成功,不仅提升了汉人在元王朝的影响力,而且与元朝统治的“实用主义”紧密结合,促进了元代易学的繁荣。同时,一部分义理易学家,在与理学的互动中进行易学理学化研究,为南北思想统合及元代朱子易学官学化奠定了基础。

元代科举与社会舆论的生成及传播

元代科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对于元朝官方和民间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之中,有关科举生成的社会舆论及其传播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元代科举在长期废置的情况下举行,引起全国社会舆论的活跃和各社会群体的频繁互动。元朝在后至元元年废除科举,再一次引起社会舆论的高涨,反映了元朝蒙古统治下科举发展的艰难历程。元朝科举实行期间,每次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之后,都是社会舆论生成和传播的活跃时期。元朝科举试题涉及当时现实问题较多,大部分问题都是当时士人和官场热议的问题。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们在分析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传统儒家治国理念为指导,探讨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写成答卷。一些优秀答卷会在科举考试以后出版的《三场文选》之类的科举参考书中收录,促成了这些社会现实问题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更多的人议论,从而形成社会舆论,促成士人参政、议政,引起士人与官方之间的良性互动。

宋元乡饮酒礼考

乡饮酒礼是我国上古时期比较盛行的一种以宾贤、敬老、谦让为主要内容的礼仪制度 ,随着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乡饮酒礼逐步与儒人社会联系起来 ,成为以地方儒学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活动。宋代乡饮酒礼由于四明等地儒士的大力提倡 ,流行全国。元代虽然儒士的处境已经今非昔比 ,但仍然可以发现有关乡饮酒礼的记载 ,元代的乡饮酒礼成为激励儒士自强、自立 。

元代庙学考辨

庙学即是各级儒学 ,元代在儒学教育上继承了两宋以来的庙学合一制度 ,使祭祀与教学相结合的庙学制度更加完备 ,朔望祭祀、讲书是元代各级儒学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注重祭祀是元代庙学制度的一个特点。

元初江南儒士的处境及社会角色的转变

宋元更替 ,使原先在江南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士阶层受到很大的冲击。在客观环境与元政权笼络政策的共同作用下 ,江南儒士阶层迅速分化。有的仍以遗民自居 ,敌视元朝 ;有的拒绝仕宦 ,归隐民间 ;但大多数江南儒士开始承认元朝的统治 ,接受元政权任命的学官 ,于是江南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学官组成的社会群体 。

元代学官选注巡检考

元朝至治元年(1321)以后,为了缓解学官升转的困难,元政府将儒士出身的学官选注为以捕盗为主要职责的巡检官,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当时引起激烈的争论。多数学官为了摆脱升迁的泥潭,自愿弃文从武,一些人还在巡检任上取得了明显的政绩。学官做巡检的现象是元朝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反映了士人群体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努力,是中国职官史上一段颇有意思的插曲。

元代江南儒学的小学与大学考

元世祖至元末年,随着江南儒学小学的逐步建立,元代小学到大学的二级教育体制建立起来。小学和大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管理也趋于定型和完善。在蒙古统治之下,江南儒学的大小学呈现出一些与中原王朝统治不同的特征。

从社会交往看元代江南儒士的社会网络——以戴表元为例

宋元的更替,对原先在南宋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江南儒士阶层造成很大的冲击,在异族统治的环境中,江南儒士集团的生活方式、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更加注重建立社会网络,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戴表元的情况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多元政治文化背景之下的元代江南士人

元朝官学以及各地的书院是士人活动的主要舞台,学校和书院的学官是他们新的社会角色。元代江南士人通过社会经营,在元朝中期完成权威重塑,提高了其在江南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控制能力。

元初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初探

宋元王朝的更替,使江南士人受到较大的影响,经济情况恶化、社会地位下降以及科举废除、入仕无门,导致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以往南宋时代历史记忆的眷恋,怀旧成为元朝统一之初江南士人群体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南宋时代社会风气的赞美和对南宋时期历史人物的惋惜和怀念。其次是对南宋先贤及其子孙的关注,对元朝政治风气、社会风气特别是对元代士风的批评,以及对儒学、儒士前途的忧虑。最后,江南儒士的怀旧情结还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看似怪异的行为表现出来,元朝一些在江南做官的北人官员也受到影响,加入怀旧群体。元初江南社会怀旧情绪的流行,对于改善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导向,推动了元政权的汉化进程。

元代应昌古城新探

应昌是元代蒙古弘吉剌部贵族建立的城市,是元代著名的草原城市之一。应昌城地理位置重要,城市布局严整,反映了元朝蒙古统治下多元文化并存的特点。除了政治、军事中心以外,应昌城还具有交通、经济、文化中心的职能,应昌城定居人口估计达到数千人,手工业、商业、服务业以及周边农业都有明显的发展。在其存在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应昌城对漠南蒙古草原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及草原社会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元朝灭亡以后,应昌城逐渐荒废。

南宋到元朝的社会变迁:以家族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家族观念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直接反映。从南宋到元朝传世的家规、家范等材料来看,这一时期的家族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与地方社会密切相关的乡邻、邻族、游士和地方官府等内容,逐步纳入家族观念,反映了家族发展与地方社会关系日益密切的趋势。其次,南宋关注较多的家族人身、财产的安全问题,到元朝已经较少关注,表明家族对地方社会控制的增强。最后,祭祀和家礼更加受到重视,家族礼制的制度化是南宋到元朝家庭观念发展的表现。这种家庭观念的发展趋势反映了当时家族生活的变化,如家庭生活的圈子从家族到宗族的嬗变、家庭秩序维护的方式从训诫到制度建构的嬗变、对家族子弟培养的多元化、家族对女性成员从关防到控制等。这种家庭生活的变迁是当时社会环境发展变化的反映,直接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迁。

陈友谅的形象及相关问题考略

陈友谅是元朝末年著名的农民军领袖,他"姿貌丰伟",其个性中既有坚毅、果断、凶悍好战的特征,也有好猜忌、好权术、骄傲自大以及贪图享受的缺点。陈友谅最后的失败,与他的这种个性有密切的关系。陈友谅在明、清两朝的湖广地区影响巨大,成为这里百姓和地方官顶礼膜拜的地方神灵。陈友谅的后裔元末在四川、湖北、江西等地定居,仍保持桀骜不驯的遗传个性。

宋元明时期“关羽崇拜”新探

“关羽崇拜”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宋元明时期是其发展的重要时期,除了民间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逐步盛行“关羽崇拜”以外,宋朝开始,士人利用儒家思想对关羽形象进行重塑,构建了以“忠”、“义”、“勇武”为主要特征的“关公文化”。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和促进,使这一时期的“关羽崇拜”达到新的阶段。有关“关羽崇拜”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胡小伟近年来发表的五卷本系列关羽研究专著对历代“关羽崇拜”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察论证。

元代庆元路书院考

元代庆元路是书院教育发达的地区,有书院十二所,分布于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除了慈湖书院以外,庆元路绝大部分书院传授程朱理学,反映了元代理学逐步一统天下的情况。从书院建筑布局和书院管理来看,元代书院出现了明显的官学化倾向,反映了元朝国家对书院管理和控制的加强。

元代官学的教与学

教与学是学校教育实施的基本形式,是教育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元代官学的教育分为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两个阶段,小学教育以日常礼仪教育和经典教育为主,通过日常严格的教学仪式,将这两个方面密切结合起来,而诵读是小学生学习最常用的形式。元代官学的大学主要学习儒家理论和运用儒家理论治理国家的技术问题,官学的大学形成了上课、课下辅导和定期学术讲座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抄写儒家经典、研读科举范文,成为大学学习的主要方式。元代官学大学教育具有人文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特点,受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特征的影响较大。

中国古代的长跑比赛——元代的贵由赤放走

元朝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4)左右举行贵由赤长跑比赛,每年一次,地点在元朝的大都或上都,其长跑路线是河西务驿站到大都的宫殿或泥河儿驿站到上都的宫殿。贵由赤军在至元十三年组建,由康里人明安统领。随着贵由赤军参加元朝皇帝的围猎,其地位大大提高,成为与怯薛组织昔宝赤地位相当的侍卫亲军组织。贵由赤的长跑比赛为了锻炼贵由赤脚力而设立,后来成为元朝全民娱乐活动,对于元朝蒙古统治者弘扬草原文化和提高中国人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都有重要贡献。贵由赤腰挂铃铛,身穿红衣,头戴红帕,奔跑在大都和上都的驿道和城市,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绝美的风景。

中国古代民间舆论的生成与表达--以元代为例

民间社会舆论的生成与国家政策的实施以及国家地方治理的开展有关。在社会舆论生成的过程中,地方士人介入并进行价值引领,使社会舆论以各种文本的形式表达出来,扩大了社会舆论传播的范围、丰富了传播的对象,传播形式也趋于多样化,为官民之间的舆论互动创造了条件。同时,在官方“允协舆情”的处理过程中,社会舆论产生的社会压力得以缓解,从而起到减缓社会冲突,稳定社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