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尤利安重建犹太教圣殿之迷思

尤利安因复兴多神教和宽容犹太教而成为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极具争议性的一位皇帝。根据基督教和多神教史料记载,尤利安曾允许并协助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重建第二圣殿。由于文献中神迹和护教学色彩浓厚,加上缺乏犹太教史料佐证,学界在尤利安重建圣殿的相关细节上尚有争论,甚至有学者将尤利安重建圣殿及其失败归为基督教父的"杜撰"。但客观地看,尤利安曾经施行宽容的对犹太人政策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重建工作失败,尤利安的涉犹政策无果而终这一事件反而成为基督徒笔下彰显基督教胜利的典型例证。通过强势而排他的历史书写,基督教史学为尤利安的失败贡献了一场并不体面的"葬礼"。此后,犹太教继续走上漫长的内化过程,多神教也随着雅典学园解散而消亡,共同成就了基督教在拜占庭帝国稳步发展的时代主题。

七世纪拜占庭帝国犹太政策分析

七世纪初,希拉克略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控制了几乎整个地中海东岸地区,其中,犹太人是帝国境内重要的非基督教徒群体。就帝国内部而言,犹太教在东部行省仍然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是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化过程中亟待肃清的"异教"势力;从区域外交的角度看,在拜占庭与波斯、阿拉伯的军事角逐与政治博弈过程中,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群体相继为后两者提供支持,加剧了帝国在东部边疆的统治危机。基于此,希拉克略使用了驱逐、强迫改宗等暴力方式对犹太教加以限制与迫害,以践行帝国宗教一体化的根本宗旨,同时也具有归化犹太人以消除政治威胁的现实目的。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犹太人政策与栅栏区的起源

栅栏区是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犹太人在俄国西南边疆聚居的特定区域。它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移民政策、边疆政策和犹太人政策的综合产物。18世纪下半叶俄国三度参与瓜分波兰,大量波兰-立陶宛犹太人跟随殖民地进入俄国。在整合新殖民地的过程中,俄国政府推行了融合犹太人的宽容政策。由于地方政府和民众阻挠,1791年后俄国开始禁止犹太社团进入腹地,逐步将其限制在边疆省份,形成栅栏区。与此同时,俄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内政改革使得犹太人在传统职业、赋税、犹太教司法等领域遭遇一定的限制和歧视,在社会地位上更加边缘化。栅栏区的出现凸显了俄国少数民族与主体社会、边疆与腹地之间的隔阂与对立。19世纪后,随着地理和社会边界的强化,栅栏区进一步阻隔了犹太人与主流社会的互通互融,致使晚期沙俄深陷“犹太人问题”的历史困境。

15世纪西班牙马兰诺的权益维护与身份认同

14世纪中后期,伴随"光复运动"的推进和对犹太人基督教化的开展,西班牙掀起一股反犹浪潮,导致犹太社团崩塌,犹太人大规模皈依天主教,具有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双重身份的马兰诺随之出现。面对反犹迫害的巨大压力,马兰诺在正在形成的西班牙民族国家中经历了宗教和社会身份的被动转换,并在整个15世纪不断寻求祖先信仰和新宗教之间的平衡、对自身社会和宗教权益的维护以及对自我身份和群体身份的重新认知。

保护与限制的双重性——查士丁尼犹太政策初探

查士丁尼时代是东罗马帝国脱离罗马-拉丁文化圈、向以希腊-东正教文化为特征的拜占庭身份转换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也是拜占庭犹太人从古代晚期到中古时期的重要转折阶段。在恢复地中海霸权、推广基督教化的思想指导下,查士丁尼奉行民族保护与宗教限制相结合的犹太政策,在保护犹太人公民身份和权益的同时固化其二等公民地位,限制犹太教势力的发展,干预犹太民族传统。根本而言,查士丁尼所推行的宽容与严苛并存的犹太政策总体服务于其重建罗马帝国、推广基督教化的基本国策。从某种意义上说,查士丁尼的犹太政策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既沿袭了罗马帝国以及早期拜占庭帝国的犹太政策——把此前帝国的犹太人政策加以法典化,同时又开启了盛行于帝国中后期的反犹运动的先河,进而为此后犹太人在中古基督教社会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古代晚期基督教社会犹太人的法律地位——基于罗马法的考察

罗马法是考察古代晚期基督教世界犹太人法律地位的重要原始文献。尤其在5-6世纪法典化时期编纂完成的《塞奥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对犹太人的政治地位、宗教实践以及社会活动设置了统一规范。从其中的涉犹法令可见：犹太人在享受罗马法保护的同时,日益沦为帝国的下等公民;犹太教维持合法宗教的地位,但也受到诸多限制。犹太人这一矛盾性法律地位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罗马法传统和基督教化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