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表现如何提升企业市场势力——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随着逐渐束紧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的经营理念已发生深刻变化。高质量的企业发展意味着,企业需将环境、社会和治理理念融入企业决策中,那么企业的社会、环境和治理能力能否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提升企业市场势力?为此,本文尝试探究ESG表现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展开检验。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显著而稳健地促进企业市场势力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生命周期及不同产权、行业属性的企业,其作用效果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对于处于成长期、国有、非重污染企业,ESG表现对于市场势力的提升效果更好。机制分析表明,ESG表现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强化风险承担能力等渠道提升市场势力。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做好战略决策、提升企业ESG管理水平、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

营商环境优化与居民消费升级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探讨营商环境优化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且该结论在通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营商环境优化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和发挥规模效应两条渠道,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农村户籍、中西部地区以及高收入水平群体中,营商环境优化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更显著。区分消费类型后的研究证实,营商环境优化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包容性。

新文科时代构建政治经济学一流学科范式与路径指向

新文科时代背景下,立足中国本土发展实际,探讨政治经济学学科范式的应然状态以及政治经济学一流学科建设的不足与解决方法,已经成为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在新文科时代,政治经济学一流学科建设面临着学科范式的缺陷。随时代变革政治经济学已经步入新的台阶,政治经济学一流学科建设需要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契合,以更好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解决政治经济学一流学科建设中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在学科范式的确立上,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注重强化学科交叉和跨学科合作、加强理论与实践的对接;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深化理论研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加大教育资源与人才培养投入,促进学科研究成果的应用与推广,提升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在理论阐述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包含专利价值信息的创新指数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质量,估计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多期双重差分法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从长期来看,这种作用还表现出明显的条件收敛趋势。影响机制的检验表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和扩大消费市场规模是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的重要渠道。最后,门槛模型的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表明“梅特卡夫法则”在城市创新系统中完全适用,并且在充分考虑创新资源配置、消费市场规模的调节下,城市创新系统中数字经济的动态溢出效果会进一步得到强化。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本文通过扩展Kee和Tang(2016)的研究模型,构筑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理论模型,采用中国工企-海关匹配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心城市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出口DVAR提升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效果;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和创新溢出效应两个渠道提升了企业出口DVAR,政府支持和国内大市场优势均有助于增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

文章以“贸易转型”为切入点,运用中国城市-海关匹配数据,系统探讨数字金融这一新兴金融业态对城市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城市出口结构升级,且其影响效应呈动态强化趋势。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比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更大,即存在“结构效应”;数字金融发展对传统金融滞后城市出口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体现出靶向优化特征。机制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激励和人力资本提升是数字金融发展撬动城市出口结构升级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的改善均会增强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出口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机理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效果最大。机制检验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国内中间品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对出口企业成本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成本效应”,并且随着这两种效应的推进,其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达地区、加工贸易以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效果更好,其中就贸易发展方式而言,有助于推动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转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对接发展的作用结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发展及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出口升级的路径探索提供理论和经验参考。

FDI对中国工业行业的选择效应研究——基于环境规制博弈的联立方程

本文基于扩展的委托-代理规制博弈模型,构建联立方程系统来描述环境规制对FDI在中国工业选择的动态效应,并选取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全样本回归分析表明,环境规制标准提升有助于工业行业的技术创新,进而吸引更多的外商资本,大量资本的涌入又刺激技术再进步,技术创新与外商资本具有良性的互动效应;环境新政策的实施加剧经理人与企业的博弈,行业内部协调与组织愈活跃,有利于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分行业回归分析显示,原材料行业和一般制造业的环境规制标准提升对技术创新产生"补偿效应",而高技术行业的环境规制标准提升则对技术创新产生"抵消效应",外商资本选择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工业行业。

基于需求与供给理论的甘肃省人口土地承载力研究

从供给和需求平衡的经济学视角,运用生态能值分析的研究方法,对2006年-2012年甘肃省农业土地人口承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取消农业税政策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发现近年来甘肃省农业土地能值供给无法满足人口能值需求,但供需差距在缩小,预计未来十数年内随着农业产业化生产及农业科技的提高,甘肃省将实现农业土地产出和人口能值需求的自给自足。

契约精神、情感束缚与动态博弈——对农村中小承包者土地管理困境的思考

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市场调节机制常因农业生产组织间的契约关系不稳定导致效率低下,土地承包过程中的利益纠纷导致农村中小承包者陷入土地使用期限内的权利失控,且其损失无法得到有效补偿。通过对豫北地区830户农民、10户中小土地承包人及1户大规模承包者的调查发现,当下农村中小承包者利益受损及土地权利管理困境的主要原因为:单位土地年净收益低,当地农民劳动力机会成本高,契约精神欠缺;法律维权成本高,中小承包者受邻里情感束缚,放弃法律索赔。村民委员会在调解农地承包权利纠纷中具有显著效果和明显优势,但不利于未来农村市场的法治化建设。

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其中,产业协同集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依附于制造业并衍生于其内部的生产工序和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好坏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重要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研究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产业协同集聚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业协同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显著,对高能耗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程度高于中能耗和低能耗类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并不显著,对混合贸易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作用要远远大于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通过提升成本加成率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的方式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究还发现,法制环境和电子商务应用强化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

政治经济学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

政治经济学阐述资本运行和价值实现的基本规律,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情景下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哲学具有与时俱进的性质,其课程体系可以培育独立的思考范式。从政治经济学课程历史演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现状、政治经济学科建设的问题为导向,研究其教学体系、学生培养方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以期提高我国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构建贸易便利化影响企业附加值贸易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还是贸易便利化分领域指标,推进贸易便利化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DVAR。同时,相对于中西部企业、中低技术行业企业和本土企业而言,贸易便利化对东部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贸易便利化的相对价格渠道降低了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成本加成渠道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贸易便利化总体上对企业出口DVAR的净效应为正。上述结论意味着,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对于提高企业出口DVAR和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劳动力摩擦及其产业间配置与经济增长:一个基于两部门的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两部门产业间劳动力配置效应模型,采用省级静态面板、省级动态面板以及省级面板门槛效应的分析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产业间劳动力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全部样本与中西部省份样本,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动到非农业部门的产业间劳动力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而东部省份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产业间劳动力配置效应抑制经济增长。存在劳动力摩擦的两部门产业间劳动力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占产业间劳动力配置总效应的37.5%,且东部省份的负向影响为?32.8%大于全样本与中西部省份地区,说明东部省份对外来务工人员包容性就业的制度阻碍严重抑制了经济增长。因此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减少劳动力摩擦促进产业间劳动力配置效应,为经济增长路径选择提供一个新思路。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市场势力——理论机制与经验识别

借助A股上市公司2009—2020年数据,运用数据挖掘方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论述和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市场势力,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进行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企业市场势力。基于宏观环境和企业微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处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分割程度较低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的市场势力提升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成效也受到管理层治理的影响,董事网络中心度水平、高管的海外和金融背景均能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优势。研究结论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升级了吗?

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2003-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提升了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利于促进高技术产业出口升级,且作用效果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其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研发激励效应、技术扩散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推动高技术产业出口升级。此外,引入地区契约环境指数发现,契约环境的改善能够强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升级的促进作用。

水价上调对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管理的影响

西北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在着眼于立法保护的基础上,不仅要考虑用水制度建设和水权制度创新,也要考虑价格作为经济杠杆在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管理中所起的调节作用。通过对黑河流域做经济学分析,利用供需理论,探讨水价上调对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管理中水污染问题和用水市场类型转变的影响。同时指出,未来应加强水价上调背景下对排污权平台的建设以解决水污染,向需水型市场转变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并对流域内工农业用水实行差别定价管理研究,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治理、政府绿色投入与贸易高质量增长——基于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视角

贸易高质量发展对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作出了具体要求,新时期下绿色贸易的发展成为推进贸易高质量增长的必然选择。基于政府绿色投入的研究视角,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测算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并利用熵权法核算环境治理综合指标,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环境治理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效果及其内在机制予以识别。研究表明,环境治理显著推动了企业DVAR提升,且相较于污染型企业而言,其对清洁型企业的推动效果更优。环境治理主要是通过提高政府环保支出和增加企业绿色补贴来推动企业DVAR的提升,具体来看,政府对地区和企业绿色投入的增加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研发支出、增加地区企业流入量以及实现国内中间品市场扩大。环境治理对要素禀赋优越地区、外资和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DVAR提升的影响效果更为积极。

创业活动是否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文章从众所周知的创业活动视角着手,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系统研究了创业活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采用历史数据的合成工具变量方法,解决创业活动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创业活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活动促进微观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从微观企业层面证实了“双创”在我国面临贸易困境背景下提出的恰如其分。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创业活动通过加成率和价格替代效应两个重要渠道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同时,从行业特征来看,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创业活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最大;从地区特征来看,西部地区创业活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并不显著;从贸易方式特征来看,创业活动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程度较强。

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基于企业劳动力成本的研究

文章从企业劳动力成本视角构建了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模型,采用微观数据进行计量检验。通过合成工具变量方法解决了产业集聚和企业出口之间的联立方程内生性问题,并通过Heckman二元选择模型解决了选择偏误引起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并且通过劳动力蓄水池效应抵消了劳动力成本攀升对企业出口的负向影响。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产业集聚对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存在拟凹型关系,而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存在拟线性关系;贸易自由化强化了产业集聚缓解企业劳动力成本压力所带来的企业出口负效应;本地基础设施有利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与扩大企业出口规模;产业集聚通过劳动力蓄水池效应抵消劳动力成本压力所带来的负效应,从行业类型来看技术密集型企业强度最大,从所有制类型来看外商投资企业作用最强,并且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作用程度大于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上述研究结果意味着,扩大贸易开放引进高质量中间产品,完善本地基础设施,大力吸引人才形成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互动,是提升中国企业出口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