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元朝治滇实践

元朝统治云南的一个多世纪里,通过发展农业、兴办儒学、建立驿传、实行民族安抚政策等方式积极开展对云南的边疆治理。这些举措的实施不仅使“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还推动了云南与内地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进而促进了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因此,梳理总结元朝在云南边疆治理的举措,对今天加强边疆建设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考述

宗王出镇是元代云南行省政治格局中重要的权力制度设置,元末出镇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云南行省历经改朝换代之际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考证把匝剌瓦尔密家族的世系与继任梁王出镇云南行省的时间,及其政治社会活动,从而揭示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元末明初剧烈变动的云南政局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太极书院:元代北方的理学重镇

说起书院,人们马上就会想到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和湖南的岳麓书院,而北京作为今天的国家教育中心城市,高校、科研院所林立,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书院。尤其元代是北京古代书院发展的重要时期,元大都(今北京)作为元朝的首府和文教传承的重镇先后创办了太极书院、谏议书院和文靖书院等多所书院,其中以太极书院的名气最大。它是大蒙古国入主中原以后创办的第一所书院,太极书院作为高层次的著名书院,可以说是元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意义非常重大。

元代中书省户部官员额问题考析

元至元十三年之前户部官员额与户部机构的不断析分、合并相伴而行,且变化比较频繁。主要原因在于立国之初各项制度和官制并不完善,处于探索阶段;至元十三年之后户部官员额比前一阶段整体增加,尤其是户部尚书向多员制的转变,是元代各族参用的用人政策、户部尚书内部分工、“圆坐署事”制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相对而言,至元十三年之前的户部官员额,有助于户部更好、更高效地发挥其职能。而至元十三年后的户部冗官日益增多,内部多有扯皮,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元代政治制度中蒙古传统与中原“汉法”二元混合体制存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为户部官员额曲折的发展历程奠定了基调。这也是元代户部官员额与其它朝代户部官员额最大的不同之处。

元朝耽罗流人刍议

耽罗即今日韩国济州岛古称之一,元时称耽罗。至元十年(1273),耽罗为元朝所占,明洪武七年(1374)元朝势力退出耽罗。元朝辖有耽罗102年之久,在耽罗设军民总管府、养马场等。此外,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终元一代,耽罗始终为元朝重要的海外流放地。

元代北京通惠河的开凿

古时北京运河水系四通八达,通惠河、护城河、什刹海、积水潭、昆明湖,水水相连,路路相通。修建于元朝的北京通惠河,向我们展现了七百多年前北京漕运的繁荣,水运的发达。让我们从以水寻史,以水观城的视角来了解北京这座与水密不可分的城市。

元代礼部尚书任职考略

礼部尚书是元代重要中央职官,其职能与地位与前代无大差异。就民族构成而言,元代礼部尚书整体以汉人为主体,其次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南人最少;就入仕途径而言,荐举和科举成为礼部尚书入仕的主要途径。元前期以荐举入仕为主,元中期荐举和科举并重,元后期以科举入仕为主。半数左右的礼部尚书有中央和地方机构任职经历,熟悉行政运作。同时,礼部尚书一职亦有较好的仕途发展空间,超过四分之三的礼部尚书官至从二品及以上官职。元代礼部尚书在族属、入仕途径、职官迁转诸方面皆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共同构成的礼部尚书群体为元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礼制的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

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与元末云南行省

元代实行宗王出镇制度,把匝剌瓦尔密于元末明初出镇云南行省,与以往宗王主要进行军事镇戍所不同,在元末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元廷对云南行省无暇顾及,为了维持对云南行省的控制授予出镇宗王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自行决断的权力。梁王在云南行省实行专权,立品甸王、操纵云南等处行枢密院并与大理总管段氏相争。梁段相争不仅加速了自身的灭亡,还给云南人民带来诸多灾难。

元初中书户部职掌变迁初探

元代户部初设于中统二年(1261)六月。设立之初,户部内部结构虽较为简单,但所掌事务已基本完善,至至元七年(1270)定型,南北统一后户部职掌内容更加丰富,负责全国的财经和民政事务。户部职掌几经变迁,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忽必烈在户部之外先后设立的中书左右部、制国用使司、尚书省一系列的中央理财机构在不同程度上分割户部的职权,户部职能基本消失殆尽。尚书省废除后,中书户部则重新成为负责全国财政及民政工作的机构。元初户部职掌的变迁,反映出元初统治者勇于探索,为调整和完善国家经济体制做出了巨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