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存贷双高异象分析

本文立足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存贷双高企业屡屡爆雷的现实背景以及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系统挖掘存贷双高的成因。研究的主要问题为:存贷双高如何形成及其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通过理论和案例分析梳理归纳存贷双高的成因,提出一个新的逻辑框架,指出存贷双高可分为账实相符程度高型和账实相符程度低型,潜在危害极大的前者由大股东利益侵占和盲目、低效扩张驱动,在我国二类代理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大股东利益侵占应居于主流。总的来看,存贷双高企业可能暗藏大股东掏空、财务造假等陷阱,有着较低的发展质量,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等需要对其予以足够重视。

政府背景大客户能否改善民企创新的“质”与“量”?

民企是我国技术创新的主力军,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因此其“质”与“量”事关国家创新战略的成败。本文基于2007-2015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客户订单数据,从供应链风险传递的视角综合考察了政府背景大客户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质量与数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背景客户能够同时提升民营企业的研发质量与投入,且来自中央层级的订单与稳定性较强的订单能更显著地强化这一促进关系;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良好的政企客户关系能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风险来促进其创新质量的改善与投入的增加。从学术的角度上讲,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客户结构对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助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存贷双高”与ESG表现:策略性应对的视角

ESG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参照。然而“漂绿”等伪ESG行为屡见不鲜,严重损害了社会福利。本文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试图探究存贷双高企业是否会出于自利动机策略性利用ESG优势。实证发现,存贷双高企业展示出更好的ESG表现,符合策略性应对的假设。企业内部大股东利益侵占程度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低,存贷双高与ESG表现间的正向关系越强烈;区分ESG分项后,存贷双高企业仅在治理方面展示出更高的绩效。这些进一步佐证了存贷双高企业ESG舞弊,且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策略性应对行为主要体现在环境和社会风险较低以及市场关注度较低的组别。

“存贷双高”异象与公司价值

“存贷双高”通常指的是企业货币资金和有息负债同时处于较高水平的情况。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公司价值的视角系统挖掘“存贷双高”的经济后果。实证研究发现,存贷双高企业的公司价值更低。基于公司治理、公司审计和债务特点的调节效应显示:管理层在股东单位兼任职位会强化上述负向关系,而高管具有海外背景则会弱化该负向影响;当公司聘任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时,上述负向关系得以弱化,而审计任期较长时,存贷双高对公司价值的负向影响更强;较低的超额负债程度和较高的去杠杆程度有助于缓解上述负向关系。实证结果说明,存贷双高背后可能潜藏着大股东掏空代理问题和财务造假问题,有损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公司价值。本文研究丰富了存贷双高和公司价值方面的相关文献,也为深入理解企业财务异象、防范潜在风险提供了参考。

上市公司“存贷双高”异象与债务违约风险

在近几年屡屡爆雷的债务违约案例中,以康美、康得新为代表的“存贷双高”型企业一再引发各界的关注,时至今日,这一财务异象依旧大量存在于上市公司当中,成为当前困扰我国资本市场的一大隐患。理论上“存贷双高”型企业坐拥巨额资金,流动性充裕,但频频违约的现实却不得不引发人们的深思:究竟“存贷双高”型企业财力雄厚、实至名归还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此类企业整体上是否面临着更高的债务违约风险?为研究上述问题,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从经济特征的角度系统验证了“存贷双高”现象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关系;与此同时,以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资金占用以及与大股东关联交易综合衡量的大股东利益侵占程度越高,“存贷双高”型企业面临的债务违约风险更高;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是否紧缩为代表的外部经营环境越差,“存贷双高”型企业面临的债务违约风险更高。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较低的股权集中度、较高的投资者保护程度以及较低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缓解“存贷双高”型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上述结果说明,“存贷双高”型企业很可能虚有其表,背后与大股东掏空、企业本身经营不佳密切相关,因此投资者、监管机构等需要对其予以足够重视,跳出传统财务分析的范畴对这一异象进行理解与警惕。

上市公司“存贷双高”异象与股价崩盘风险

近年来,以康美、康得新为代表的“存贷双高”型企业频现违约,给资本市场造成极大冲击。究竟“存贷双高”异象危害几何?本文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从经济后果的角度系统验证“存贷双高”现象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诱发效应。研究发现,大股东关联交易越频繁、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存贷双高”型企业面临的股价崩盘风险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较多的高管持股、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信息披露水平、高强度管理层权力有助于缓解“存贷双高”型企业面临的股价崩盘风险,并据此提出了相关缓解机制。上述结果说明,现阶段“存贷双高”型企业很可能虚有其表,背后与企业财务造假、大股东掏空密切相关,因此,投资者、监管机构等都需要对其予以足够重视,跳出传统财务分析的范畴对这一异象进行理解与警惕,提前防范市场风险。

独立董事宏观视野与公司债券发行利差——基于独董“咨询”职能视角

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一直饱受市场质疑,但其咨询角色却不断得到投资者关注与认可。在宏观信息对企业经营稳定重要性不断提升的经济发展趋势下,本文以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为样本,从独董具备的宏观视野角度出发展开了相应的研究。研究发现:发债公司的宏观背景独董数量越多、比例越高,公司债券的发行利差越小;与此同时,在公司处于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以及发债前货币政策处于紧缩状态的研究样本中,宏观背景独董可以更显著地降低企业债券发行利差;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独董具备的宏观视野主要通过降低公司的系统风险进而缓解债券的发行利差,符合宏观背景独董的特质。上述结果说明,宏观背景独董的确能发挥有效的宏观信息解读作用,通过提供咨询服务增加公司经营的稳定性,降低风险,最终减少债券的发行利差。本文的研究既为独董的咨询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也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