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研究的“曲通”范式——基于“道术”关系的考察

自古以来,儒学被认为在实用层面上有所欠缺。研究儒家哲理与财富的关系必先了解"道"与"术"的关系,学界在这方面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不通"、"直通"与"曲通",其中"曲通"才是对儒家"道术"关系的正确理解。先秦时代的儒家以"士"为己任,很少从事商业实践。孔子对财富的正当追求持肯定态度,但原始儒学中关于经济与财富的内容大多是从国家治理的层面来谈的。"道术"之间不存在实证的、逻辑的关系,但是存在迂回的、动态的、体验的、时间性的联系。《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成功的商业案例是对儒家哲理智慧"曲通"式的应用,儒家独特的"曲通"模式保留了"道术"之间无限丰富的意义,既是一种更加整全的视角,也是一种真正能够应用于高级商业决策的哲理。

儒学“慎独”与“万物一体”之互通

"慎独"是心性儒学最核心的观念,在儒家经典中多次出现。历来对"慎独"的阐释有逐渐深入的趋势,最终达到了"独体"。"独体"不是封闭的,而是灵明的、动态的、开放的,本身就预设了"万物一体"的可能性。"独体"之"内化于心"与"外化于民""外化于物"是"万物一体"的基础。"慎独"既有神秘的维度,亦是理性可知的,是一套严整的修身工夫体系。儒家从"慎独"到"万物一体"的互通可能为人类安身立命与照顾天地万物提供有益的借鉴。

儒学研究的“体知”进路

"体知"由杜维明先生于1985年提出。原始儒学的"体知"特质体现于艺术、情感及内外兼修的修身方式,这一视角可以同情地进入原始儒学鲜活的生命世界。"体"的优越性表现在三方面:感知本体、变化气质、易简之道,这一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当代儒学研究之中。各大文明传统都具有"体知"的维度。"体知"不同于主观主义与直觉主义,是一种主体挺立、本体照临的整全性认知。"体知"消解了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情感、事实与价值种种二元对立,这一智慧对于克服当前人类困境与建构未来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礼记·大学》“格物致知”新解

历来对“格物致知”的阐释以德性论和知识论为两大趋向。“格物致知”相当于“执两用中”的中庸智慧。《礼记·大学》原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并未缺失,从“听讼”来实现“诚意”就是用刑罚的例子来说明“格物致知”。“中”与古代刑罚有密切关系,“无讼”即是通过公正的判决使民众心悦诚服。“格物致知”结合了修身之本体与工夫,代表着儒学“执两用中”之德性论与知识论双重进路,综合了朱熹与阳明的阐释,是一种整全性认知模式。

原始儒学对事功的重视

儒学核心价值之"仁"除了内在情感之外,还有外在事功的维度,孔子许管仲以仁说明了这一点。战国以后的儒学逐渐内转,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外向的追求。孔孟都有过从政的经历,原始儒学在提倡教育的同时,对国家的财富与军备也特别重视。《大学》"修齐治平"的逻辑有物质基础与制度支撑。历来对儒学的内在道德解读忽视了外在事功维度,以至于有了"道德主义"的偏见。"仁学"不可退居心性,在适当的时候,"仁"之"外王"的一面一定要开显出来。

儒学“仁礼一体”之特质

"仁礼一体"的特质体现于"仁内礼外""仁始礼终""仁礼互摄",对"仁"与"礼"的不同侧重导向了"亲亲"与"尊尊"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二者都为治道服务,但历来对儒家"亲亲"为先的价值取向多有误解。"仁礼之和"是最高的价值,需要"中庸"的智慧来把握。

儒学修身之内外两条路径

由于对"仁"与"礼"的不同侧重,儒家修身可分为内外两条路径。"中出"是由心性本体向外推扩,"外入"是从礼仪入手来转化人性。孔子灵活地把握了内外之间的动态平衡。孔子之后,儒学史上多次出现了内外路线之争,如子夏与子张之别、孟荀之分、朱陆之争以及当代新儒家内部分歧。儒家的修身工夫内外并重,二者之间完全能够互相配合,没有高下之分,每位儒者也要选取适合自己的修身路径。

从“五位一体”论《黄帝内经》养生之道

《黄帝内经》很重视长寿、养生之道,并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不同角度总结了五个层次的长寿养生理论,可以概括为:明阴阳四时之道,养恬淡虚无之德,精神内守,真气充实,形色端正。"道-德-神-气-形"五位一体,指导人们获得具有生命质量与价值之长寿。这些古典的生命智慧是古人生存经验的总结,保障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繁衍生息,未来也可以为全人类的长久存活与繁荣提供有益的借鉴。

孟子之前的儒学性善论研究

人性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之重点。孟子的性善论具有开创性贡献,其中也继承了前代儒家学者的思想。在孔子与孔门后学那里,性善论已经初露端倪。从孔子到孟子是性善论从背景到前台的过渡阶段。儒学性善论是在自然人性之上的哲学建构,预设了天道与人心之互通,指出了人超越自身局限之可能,其目的亦在于教化。性善论决定了原始儒学之修身路径以顺从人性之本体发明与涵养为主。性善哲学是儒学之主要特色,它给人类以尊严与价值,也伴随更大的责任伦理,于当今时代有重要价值。

当前儒学领域的几种主体性理论

儒学注重修身与实践的特性决定了其本体就是主体,而不是抽象的实体,这也是儒学的特色。原始儒学、宋明儒学、当代新儒家都延续了这一"为己之学"的核心生命。当前儒学研究领域的本体哲学理论主要有"作用心""情本体""仁本体""感通本体""精神人文主义"等几种,各家的理论立足点与内涵都不同。儒家的"主体-本体"不能采用归约主义路线,只有照顾到天道与人道、融合了理性与情感的整全性视角才能接近儒家的本体哲学。儒学的主体性理论对于人类未来的价值观建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儒学修身之艺术特色

与世界各大文明和文化相比,儒学对艺术的重视可谓独树一帜。艺术诉诸情感,儒学核心价值“仁”扎根于情感,并从情感出发建构了道德伦理。《论语·泰伯》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通过艺术描述了一个完整的修身过程,奏响了诗礼乐共鸣的三重和弦。原始儒学“道艺互生、美善合一”的优越性体现于本体认知、寓教于乐、整全特性。儒学最早建立了艺术本体论。“艺化”能够防止“异化”,对当代人类之幸福生活有重要意义。

从东西文化比较看哲学视野中的“物”

人类生存面临的三个主要维度(自我、他者、外物)中,人与物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哲学研究的重视。器物美学关注“物”自身具有的价值,在这方面有开拓性贡献。进一步考察“物”的主体性与存在论意义,还需要借助于器物哲学的审思。中国主流哲学儒道两家都有“万物一体”的思想,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之主客二元分立。儒家“天生人成”的模式在建设未来“生态共同体”上更具有可行性。中国哲学“成物”的方式体现在“观、感、体、玩”四种认知路径。当今高科技时代人类社会出现了很多新事物,人类如何与这些新事物相处,已经成为了哲学与伦理学研究的迫切任务。

孙禄堂国术思想与儒学

儒学是内外兼修、文武并重的学说,儒家自古就有尚武精神。"国术"在民国年间受到重视,当时著名武术家孙禄堂先生在"拳与道合"的基础上整合了三大内家拳种。"国术"的目标是强国强种,造福人类。孙禄堂先生用儒家的"中和"作为国术的指导思想,是武术理论方面的原创性贡献。他的武学著作进一步糅合了儒家《论语》"一以贯之"之道、《大学》之"明德"、《易传》之"太极"与"阴阳",《孟子》之"浩然之气",真正体现了"文武之道"。"援儒入武"实现了对儒学原理的体证,其"本体、工夫、境界"三位一体的理论亦可以弥补西方体育科学之不足。关于儒学与武术关系的研究基本属于空白领域,通过揭示国学与国术在核心思想上的一致性,有助于提高国术理论水平,加强国学之现代转化与实际应用,为华夏传统文化的复兴与繁荣做出贡献。

儒学“天道”视域中“修身”的超越维度

"天道"是儒学对"自然之天"的哲学性反思。《礼记·哀公问》中孔子论述了"天道"的特质:不息不已、可大可久、不言而成、明德垂范。儒学修身的最高追求就是效法"天道"与"圣人",带有着强烈的超越维度。"天道"与"人道"在至善本体上是同构的,这一本体预设决定了儒学修身方式是顺从人性并推扩到形而上的领域。儒学"修身"的超越维度说明历来对儒学之"道德主义"或者"世俗伦理"的阐述是片面的。

儒学思维与新旧科技理念

中国古代科技文明成果丰富。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主要是社会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学术思维层面的原因。儒学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面貌,形成了独特的科技理念。伴随着新科学时代的来临,儒学"身心合一"的主体思维、"万物一体"的联系思维、"诗乐风化"的艺术思维可以为未来的生命科学、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提供可资借鉴的智慧。而儒学对技术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

《孙子兵法》四重策略及其现代意义

从“道”与“术”的层面来看,中国古代兵学圣典《孙子兵法》主要包含四重策略:一、在战争伦理上主张慎战,用“全胜”来保全生命与财产,体现了仁道。二、战略上要凝聚人心,加强综合国力,倚重外交。三、战备层面要提升应对能力,深化军民融合,建立联动机制,重视情报与保密工作。四、战术上要善于乘势与出奇。这些策略对于当代国防与军事都有参考价值,也可以应用于其他领域。

“圣之时者”与“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已经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标签，但其内涵却言人人殊。儒家哲学是天道与人道的会通，“圣人”是“天人合德”的典范。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是赞美孔子体现了儒家至德“中庸”之“时中”。“圣”即“通”，“时中”必然基于“主体一本体”之自通。儒家的“天道”表现为“天时”，“人道”之心性本体也具有内在的时间意识。“圣之时者”提供了“天人合一”在“时”中证成的可能性。“时”的内涵与情感、艺术、体知等都有关系，体现了儒学的独特价值，是一种整全的认知方式。

原始儒學“天人之分”與“天人合一”的“兩行之理”

封儒学天人关系的解读主要有“合一”与“二分”两种模式。三代时期的“天”经历了“帝-命-德”的演变。孔子、孟子、荀子封天人关系的论述具有多种面向，不可一概而论。“天人之分”和“天人合一”都以修身为目的，二者可以共存，本体论之“合一”与工夫论之“二分”是相辅相成的，“分合”的“两行之理”体现了一种整全而平衡的认识论。

原始儒学“宗教性”新解

"宗教性"具有超越维度,对儒学宗教性的研究要放在世界文明的背景下进行。"宗教性"一般是在终极的意义上来谈的。"宗教性"情感认为,人在世间的居所都是暂时的,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回归天地,此岸的一切都是为了追求彼岸的幸福与永恒。儒家也认为这暂时的居所是有丰富的意义的,值得我们用全部的爱与智慧去好好过此生,这一"现世伦理"如果触发了主体深层的超越性情感,而不止于平常的喜怒哀乐之层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宗教性"的表达。儒学宗教性兼具"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两种维度。孔子保留了古代礼乐文明的外衣,注入了核心精神之"仁",这一新的宗教向度体现于对己身、他者、传统、天地、鬼神、圣人的信仰之中。道德、美育、科学都无法替代宗教,用唯物法研究它是当今文明对话的需要。

儒学修身之艺术特色

与世界各大文明相比,中国儒学对艺术的重视可谓独树一帜。艺术诉诸情感,儒学核心价值"仁"扎根于情感,并从情感出发建构了道德伦理。《论语·泰伯》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通过艺术描述了一个完整的修身过程,诗礼乐三重和弦奏鸣着艺术化修身的交响乐。原始儒学"道艺互生、美善合一"的优越性体现于本体认知、寓教于乐、整全特性。儒学最早建立了艺术本体论。"艺化"能够防止"异化",对当代人类之幸福生活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