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通经致用思想新探

以往学术界多以“疾虚妄”或“实事疾妄”“疾虚妄、归实诚”来概括王充思想的特点,并对其敢于批判经典或前人旧说中谬误的精神大加赞赏,而相对忽略了王充思想学说中通经致用的基调。事实上,通经致用堪称王充思想的一大特色,体现了吴越实学和中原儒学在王充身上的交会。王充以儒学的价值理性来统摄吴越实学,又以实学的求实精神来检验中原儒学,追求儒学和实学的统一。而通经致用、实事疾妄的背后则是王充经世济民的苦心。

赵抃与熙宁政局

赵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先后担任过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右司谏、知御史杂事、三司度支副使、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等要职,是北宋仁宗至神宗年间有着重要影响的官员。在熙宁政局中,赵抃作为旧党的一员,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在御史选任制度、青苗法和治理成都府等方面发生全面冲突。反复抗争无效后,他辞去参知政事一职,离开中枢。他的命运,是旧党士大夫在熙宁政局中命运的缩影。他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冲突,也反映了专制社会政治的致命缺陷:缺乏协调机制的党争,起不到相互制衡,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三纲”说与先秦秦汉之际的伦理道德转化新探

董仲舒所提出的"三纲"思想,其直接来源是韩非子"三顺"说。董仲舒运用易学理论,援法入儒,反映了汉代儒学对其他学派的融合与吸收,与先秦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大不相同。而"三纲"说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则是汉代外儒内法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政体的确立,客观上需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它的提出标志着先秦、秦汉伦理道德的转化。

赵抃与范镇之争——仁宗朝台、谏关系个案研究

仁宗朝殿中侍御史赵与知谏院范镇因对于弹劾宰相陈执中杀婢一事的主张不同,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论。本文对这一争论进行了深入的考查,并对其中反映出来的台、谏关系、台谏风气做了初步的探讨和剖析。

陈抟与赵宋王室之交往考析

陈抟是五代、宋初道教中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史籍中关于他的记载多具神秘色彩,而民间传说则进一步把他神化,尊之为“陈抟老祖”。本文通过对他生平重要行迹及有关他与赵宋王室交往的传奇记载的考订,剥除其神秘的外衣,还原其本色。同时,联系宋初两次非正常的皇位继承的政治背景,对这类神奇传说产生的原因进初步的探讨。

易学与东汉政治初探

通过考察易学与东汉政治,本文认为易学对东汉政治的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义理之学成为东汉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所依据的重要理论;同时对东汉士大夫的政治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象数易学对东汉基本政治理念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影响,东汉以孝治天下与举孝廉制,即是源于象数易学理论;东汉士大夫运用象数易学理论,借灾异关说时君、批评弊政,以改良政治。

先秦“民本”思想检论

先秦"民本"思想的发展可分两个阶段:夏商西周依附于"天命论"的阶段和春秋以来儒家的理性思考阶段。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对"民本"思想所做的革新性发展,从民众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论述了民众对于国家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富足和军队的强大的决定性影响,从而赋予"民本"以理性化思考,并使之从一种近于宗教信仰的政治信条丰富为具体的惠民措施,使"民本"思想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柴氏四隐集》误收《白云庄》组诗辨正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库本”）《柴氏四隐集》收有题为《白云庄》的组诗四首，系于柴望名下，这四首诗又见库本赵扦《清献集》。《全宋诗》的编者在整理编辑柴望诗时，“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柴氏四隐集》为底本”（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6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915页）。

浅论提升方志学学科地位

目前,方志学科地位低下,仍为三级学科,这成为方志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如能提升方志学科的地位,升为二级学科,从方志理论、志书编纂、旧志整理、地情、年鉴五个方面构建方志学科,深入研究理论中、实践中存在的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必能提升志书编纂的质量,促进学科的发展。

乾兴元年至明道二年政局初探——兼论宋仁宗与刘太后关系之演变

乾兴元年至明道二年间的历史,为刘太后与宋仁宗共同统治时期。丁谓、曹利用、李迪、王曾等辅政大臣在政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宋仁宗年龄的变化,围绕中央权力的掌控,各派政治势力展开激烈角逐,体现了宋代政治体制的特色。

“铁面御史”赵抃生平考述

赵抃出身"小吏世家",27岁中进士而踏上仕途。在地方官任职期间,颇有政绩,尤以治蜀著称,入朝任御史后,"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晚年优游山林,退居故里而卒。在《宋史》中,赵抃与包拯同传。

易学与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关系

在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中,易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其构建天象人事一一对应的庞杂体系的理论来源。易学对天人关系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为董仲舒所资取,成为他“天人合一”学说的立论基础。董仲舒在他的“天人合一”学说中,努力把春秋学和易学结合起来,结果左支右绌,并不成功。

“坑术士”新证

关于公元前212年坑儒一事,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另一部分则怀疑是虚构的故事,实际坑杀的是方士,形成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对《史记》《汉书》所载“坑术士”“杀术士”的理解不同。考之于典籍,秦汉时期的术士一词均不作方士解,方士被称为术士始于三国时期。结合许慎《说文解字》和《汉书·宣帝纪》《夏侯胜传》所载本始四年诏书等资料来看,两汉时期术士一词其实指的就是儒生,“坑术士”无疑就是坑儒。秦始皇对于方士,仅仅限于考校虚实,并未坑杀,仍寄希望于他们为自己寻找不死仙药。从历史逻辑来看,留意于仁义之际的儒生与秦所奉行的法家治国理念并不兼容,秦帝国建立后,儒生集团与秦始皇龃龉不断,将“坑术士”理解为坑儒也更符合历史逻辑。

科学对待中华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价值

中华民族有自己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也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这套道德伦理体系虽然含有不少糟粕,但就其主流而言,对完美人格的不懈追求,对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和各种社会角色所应遵循道德规范的探索,对崇高人生境界的卓绝铸造仍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少价值理念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旧典新命:方志学科建设刍议

目前,方志学仍隶属于历史学下之专门史,为三级学科。地位低下,导致学科构建不健全、学术研究不深入、人才培养后继乏力、研究队伍薄弱等一系列问题,学术研究难以为志书编纂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成为方志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如能提升方志学科为二级学科,从方志理论、志书编纂、旧志整理、地情研究、年鉴编写5个方面构建方志学科,深入研究方志理论和志书编纂实践中存在的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必能提升志书编纂的质量,促进方志学科的发展。

秦末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与楚汉战争胜负研究

楚汉战争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为重大的战争之一,关于这场战争胜负的原因,史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有用人说、刘邦项羽性格素质说和地理因素说。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两大集团对于当时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回应。项羽在主持分封时损害了旧贵族和豪杰出身的义军领袖利益,导致他们起兵反叛。又不能分利与士,失去士阶层的支持。他完全忽略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使他丧失民心,无法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最终陷入各种势力的联合剿杀,兵败而亡。而刘邦则相反,他不仅"饶人爵邑",与士同利,赢得士阶层的支持;又顺应民意,废除秦之酷法苛政,并把秦之苑囿园池与关中民耕种,与民同利,赢得关中民心,有关中作根据地,这是其取胜的根本原因。

一曲哀弦向谁诉——陆游沈园题壁考辨

陆游《钗头凤》词,据宋人笔记记载,是陆游在沈园邂逅前妻唐氏时抒情写怀的题壁之作。自清代以来,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今考陈鹄、周密、刘克庄三家记载,与陆游诗序参证,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宫墙柳"无关乎绍兴有无宫殿,本是比喻,指嫁入宗室濮安懿王后裔家的唐氏。《钗头凤》一词及前人所记其写作背景无可置疑。

孔孟“权”思想发微

孔子、孟子的思想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关于他们“权”的思想却绝少有人注意。本文通过对孔子和孟子言论、行为比较全面的考察,重点分析了其中或明或隐的“权”的思想,以便对孔子、孟子及其思想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公允的评价。

《史记》、《汉书》所载易学传授体系与汉初的易学传承考辨

《史记》、《汉书》所记的商瞿至田何这一易学传授体系,实为司马谈追记自家的易学传授渊源,并非自孔子始的整个易学传授史,而商瞿也并非孔子易学的唯一传人。《帛书周易》的《二三子》、《要》、《缪和》、《昭力》等篇记载了孔门其他弟子向孔子请教易学的事迹,而《子夏易传》则透露出韩婴之易学很可能传自子夏。在孔门易学之外,汉初尚有周王孙古易学等其他流派的易学流传。因此,孔子传易信而可征。

汉武帝的用人之道

“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一个国家民族的兴盛，人才是最关键的一环。汉帝国在汉武帝的统治之下能达到鼎盛，与汉武帝求贤若渴、用才不拘一格有莫大的关系。在武帝网罗俊彦、招揽英雄的政策引导下，“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据班固称：“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兄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