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内涵及划分标准探析

"地域文化"的内涵可以通过地、天、人、道四个基本要素加以界定,其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地域文化研究是考察文化的地域属性和特征的研究,属于文化学的范畴,但具有开放融合的特点。地域文化的划分可依据"地域要素"指标、"文化风貌"指标和"文化认同"指标加以开展。

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信仰的渊源与流变

在中国上古宗教文化中,"圣"的原初意义是听闻神命,"圣"人乃是通神之人。随着"绝地天通"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通神而圣"的身份为王者所垄断,王者成为"圣"王。春秋以降,伴随"圣"的德性化改造,儒家塑造出新的"圣王"与"圣人"。在王权政治下,对"圣王"的神性肯定与德性要求、道与势的冲突与调适,构成了儒家崇圣信仰的内在紧张。随着"圣王"理想的现实失落,儒家的"崇圣"信仰历史地落到"圣人"身上。

中国哲学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基于CSSCI的分析

文章基于CSSCI论文标引关键词数据,对2005-2006年中国大陆哲学学科的研究热点和趋势进行了分析评价,就哲学学科的自我描述、哲学基本问题研究以及哲学各二级学科的研究热点加以客观描述,并对研究的趋势作出分析。

从《横渠易说》到《正蒙》——张载哲学本体理论的建构与发展

张载哲学的本体理论有一个建构和发展的过程 ,只有对这一具体历程加以考察 ,才能真实地把握其理论的特质。张载哲学思想的演进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 ,分别以《横渠易说》和《正蒙》为代表。其本体理论始于“太虚即气”论的初步探索 ,经历了“太极—太虚 (气 )”论和“太和—太虚 (气 )”论的建构发展阶段 ,形成较为成熟的本体宇宙论形态 ,确立了儒家人文主义天道观。

“良知坎陷”:牟宗三的思想脉络与理论开展

在牟宗三哲学发展中,"良知坎陷"说有认识论、历史文化论和存有论三义。"良知坎陷"说的理论开展,既表现为存有论意义上的理论综合,也体现在以"道德实践"对"坎陷"所作的理论规定。在"良知坎陷"说中,存在着文化诉求与哲学思考的思想纠结。由于对"坎陷"之辩证义的独特规定,牟宗三存有论意义的"良知坎陷"既不同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辩证开展,也改造了康德现象与物自身超越区分的理论架构,展露出"彻底的唯心论"的基本意蕴,具有新的理论意义。

儒士与儒教士:文化身份与精神类型的探究

对于"原儒"工作,"文化身份"与"精神类型"的研究具有新的意义。"儒"经历改造,至孔子遂有"儒士"的诞生。"儒士"为"志于道"的"传道者"。汉以后的"儒教士"乃"儒教"的文化担纲者,是自觉地为大一统国家进行神义论和道义论证明并致力于政教实践的新型儒者,与"儒士"存在着身份和精神类型的差异。"儒教士"的精神类型,体现为"神义性"的天命信仰与"道义性"的圣教观念的结合,并在不同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加以调适。"儒"之历史性与差异性的问题是西方学界近期研究的热点,笔者做出了批评性的回应,并对"儒"之身份的区分及其译名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回到儒教自身——“儒教形态”引论

儒教研究需要"回到儒教自身"以寻求关于"儒教"的切己描述。儒教作为"社会存在",是一种公共—集体的"行为方式",具有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并通过观念性和物质性的"结晶化"形式表现自己。"儒教形态"是对儒教结构功能及其历史特征的指认,也包含对儒教得以奠基的存在理解的说明。

论汉初儒士的身份和精神转型

在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汉初儒士经历了身份和精神的重要转型。战国周秦之际的儒士,是持有集体信仰却始终没有为现实秩序所接纳的"传道者"。汉初儒士由传道之儒转变为建构帝国"神圣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儒教士"。董仲舒代表了这种转型的完成。

“神道设教”与“神道助教”——儒家“神道”观发微

《易传》"神道设教"的观念,在儒学发展中经不断诠释,其"神道"获得了自然义与德性义的肯定。汉以后的儒者尚有"神道助教"的说法,其所谓"神道"指信仰和祭祀的"神灵"。在儒家的政教实践中,关于"神道"的理解常采取政治实用主义立场,存在"道义化"与"神义化"的紧张。儒家的"神道"观念,奠基于中国人的存在领悟,并通过存在境遇的开显而与"教"相统一。

牟宗三“实践的智慧学”探求诠论

对哲学作为“实践的智慧学”的探求是牟宗三后期哲学思考的核心。这一探索,开启了牟宗三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双向诠释的基本视域,也拓出了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建构的理论地平。“实践的智慧学”诠释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也隐含了牟氏道德形上学自我批判与超越的思想线索。

论当代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19世纪后期以来,儒学的命运便受到了儒学研究者们的强烈而普遍的关注,并且先后提出了风格各异的拯救儒学的主张。然而,即便是以新儒学研究为契机而兴起的、至今仍极有热度的当代儒学研究,对儒学开展方向问题似乎也没有切实的应答和解决,以至儒学的实际生存状况仍然被描述为“游魂”。为此,本刊约请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等知名学者撰写了一组关于儒学在当代应如何开展的文章,以飨读者,并希望引起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

“玄学”名义再考--兼及“玄学”在哲学语境中的形态问题

“玄学”之名最初出现于南朝,随着中国现代思想与学术发展演出新义。“玄学”一开始为南朝官私之学的名称,其设立与宋文帝“留心艺术”相关,重《易》之占筮与神道设教,不排除有佛道二教的内容。国子学的“玄学”立有王弼《易》,但无文献证明有《老》学、《庄》学内容。以“玄学”指称魏晋南朝一期学术思想,是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实现的。“玄学”语义的现代衍变,经历了由传统语义向哲学语义转换的过程,其结果是以“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指称“玄学”。这既影响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及对其哲学形态的把握,也体现了以西释中的紧张与调适。

“格义”与中国哲学的“致曲”之路——研究者的“自觉”与“选择”

中国哲学研究在新世纪表现出新的自觉。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合法性”（或曰“正当性”）讨论，表明研究者对学科的性质、特征等有了自觉的反省。2006年．刘笑敢先生提出“反向格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研究中以西方哲学概念解释中国本土术语的方法论缺失加以批评和反思。其理论效应，除引发了关于“反向格义”方法与现象的评论。还进一步扩展到中西哲学的关系以及中国哲学研究的自身定位等多方面问题。

佛道交涉:历史背后的理论观照

儒、佛、道三教关系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重大课题,然而也是一项聚讼不已的课题。就目前的现状看,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就文献、方法,还是就角度、深度等方面评估,都似乎有些老态龙钟、停滞不前。为此,本刊约请了几位在“三教”关系方面素有研究的年轻学者撰写了一组文章,希望能使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研究“柳暗花明又一春”。

“儒教”:中国现代思想中的观念谱系

在新世纪的头十年，中国思想界关于“儒教”的讨论，已经越出上世纪后期关于“儒教是否是宗教”以及“儒教的超越性何为”等学术论说．出现了“重建儒教”的实践性文化与制度设计。由此也引发了思想界的论争。笔者认为，“重建儒教”的相关争论，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现实动因，值得思考和讨论。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国现代思想中“儒教”观念的梳理，说明百年来思想界关于“儒教”的思考与探求，常常是某种时代观念和实践信念的折射。而把握这些折射所形成的观念谱系，对于当下的“儒教”言说有着借鉴意义。

人类心灵的“哲学”互镜与对话——评许苏民著《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

何谓哲学？从古希腊“爱智慧”的指认和中国“智，哲也”的字义训释，似乎可以寻找出中西传统关于“智慧”探求的相通性。不过，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证明，以及不断出现的“中国哲学非哲学”“哲学是说希腊语”的反诘，似乎明白地显示出理解“哲学”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以及“中国哲学”的身份紧张。这些争论，固然加深了“何谓哲学”“中西哲学异同”的理解，同时却遗忘了阐述此问题更值得思考的历史进路一一中西哲学相遭遇的历史进程以及在此进程中“哲学”理解的历史呈现。

寻绎儒学现代开展的一条流脉——以贺麟纪念唐君毅文为线索

1980年代贺麟曾撰写《唐君毅先生早期哲学思想》文纪念唐君毅,并借早年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说明1940年代自己的儒学思想与唐君毅在方向上有相同之处。本文由这篇纪念文章尝试回溯儒学现代开展的一条具体脉络。在有着相继相承关系的《学衡》《国风》与《思想与时代》三个刊物中,存在着儒学涉入时代思潮而由“边缘”到“中心”的开展面向,通过贺麟与唐君毅的比较,可展现新儒学思想这一流脉的特征以及哲学依据。儒学现代开展这一流脉及其终结值得考量与反思。

论牟宗三的“哲学世界”——兼论相关研究的“跨界”问题

对牟宗三的"哲学世界"加以整体观照,是认识和把握牟宗三哲学思想的基础。牟宗三"哲学世界"有着基本的价值取向与实践祈向,而深入"哲学宇宙"进行的哲学的探索和创造,则是牟宗三"哲学世界"的核心问题。牟宗三"哲学世界"的复杂性,使得任何方面的研究都无法避免涉入其他领域而进行"跨界"。不合理的"跨界"表现为"论题的替代",而合理"跨界"需要廓清论题的论域以把握其特质及彼此的关系。

新儒学思潮众脉齐流,涵养文化自信

2016年的新儒学思潮不仅从历史底蕴、儒学的价值、使命与实现方式等方面做出了探索,还继续着他们深耕基层社会的实践努力,对儒学的普及与传播中存在的问题给予了必要的反思。此外,2016年度两岸儒学界之间亦有着多方面的交流和互动,他们通过回顾历史,反思现状,肯定儒学的文化纽带作用,共同维护中华文化的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