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23)

大疫解禁,内外通畅。“在乡村发现中国”一行,2023年暑期再度启航。锵锵三人行,已经变成二十人之众。我们选择了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开始在城乡中国间游走“双城记”和“多村记”。暑热之中一路走来,无论是城中村、村中城、叠加态、枚举法、净是土、含绿量,还是诗意栖居、艺术乡建、双向奔赴、弱鸟先飞、千万工程、四民村庄……白天看,晚上聊,火花四溅、思想激荡。乡村就是如此丰富多彩,让我们多院校、跨学科的风云际会,变成一场文化盛宴,一次认知革命。《“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在2018、2019、2022之后,又有了第四篇。礼失,求诸于野;学失,求诸于野。我们进而研究,种失,同样求诸于野。不仅是万物的种子来源于乡野,思想的种子,也在乡村游学中发芽生长。我们的思想,在希望的田野上!

微信公众号热门文章的体例、情境与反思——以《学术中国》《大学教师“磨洋工”十大惯用招数》为例

《大学教师"磨洋工"十大惯用招数》是2015年3月16日在微信公众号《学术中国》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几个小时后突破了十万点击量并被微信公众号、微博、门户网站等转载。笔者试图通过分析文章标题、内容、文风、呈现形式以及受众的阅读场景与情境思考在社会化媒体中一篇文章的传播过程,同时对文章流行背后的社会影响和议程娱乐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严肃问题的遮蔽进行反思。

传播、仪式与权力:对理疗仪群体的质性研究及思考

理疗仪群体日常的传播仪式影响着理疗仪群体的内部结构与权力并最终影响着理疗仪群体的个性。理疗仪群体阶层较为相似,她们把体验理疗仪想象为一种城市生活方式,并通过群体之间衣食住行的比较获得满足并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理疗仪群体通过共同的行为仪式建构了组织文化,其背后是正常组织生活的缺失和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对她们的双重挤压;理疗仪群体的存在还反映了健康传播运动的缺位以及家庭和社区对退休或内退的中老年人精神关注的不足。这些曾经有强烈群体归属感的人被推向了孤独的城市,成为商家、宗教和非法营销组织的猎物。研究理疗仪群体对于了解城市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精神结构和情感诉求以及群体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同时在促进健康传播运动的开展,建构和谐的社会关系,防止商业行为的误导方面有重要意义。

大数据之下的媒体角色——一种媒介公共性视域下的思考

关于大数据时代的讨论提示着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海量数据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精确、预测成为大数据带来了宝贵财富,但是大数据也存在价值密度低、掘取难度大等问题,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大数据的阳光还需要媒体的努力。在公共性视域下,大数据时代的媒体应该扮演好数据开放的实践者、数据可视的摆渡者、数据鸿沟的弥补者三种角色,以期建构一个更为开放、更为亲民、更为公平的大数据时代。

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西学东渐”历程——一种与经验学派相比较的视角

在传播学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其实有着两种不同的引进路径,而且批判学派内部不同理论范式的引进也遭遇了不同的境遇。本文拟对照经验学派的西学东渐史讨论批判学派的引入过程及遇到的问题,为批判学派的本土化发展和自主性创造提供借鉴。

理解大数据时代的数字鸿沟

大数据时代,来自硬件的数字鸿沟在缩小,而来自软件的数字鸿沟在扩大。拥有数据、分析数据和大数据思维等,成为分析数字鸿沟的三个维度。消弭大数据时代的数字鸿沟,需要把握三点,其一是把大数据当做一种公共开放的资源,其二是媒体要担当数据与真相的"摆渡人"职责,其三是要提升整个社会的大数据素养,实现"数字化生存"向"数据化生存"转变的目标。

媒体·企业·公共性——《新快报》事件引发的新思考

在媒介形式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媒体与企业的关系随之几经变化,大致出现了两个方向,一是在资本合谋下其乐融融、和平相处,二是在新旧媒体领域中剑拔弩张、刀兵相见,这两个方向都偏离了媒体与企业关系的正常状态,削弱甚至掣肘传媒公共性的实现。而市场化的当下,媒体与企业的关系又面临着媒体权力寻租、企业恶意利用、媒体与企业合谋等重重压力。因而,建立良好的媒企关系应当遵循四个基本原则:媒体应对负外部性保持警惕,企业应对媒体监督多些包容,媒体与企业之争议应回归事实,媒体与企业之合作应恪守责任。

公共领域概念批评及网络实践困境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和扩展的学术概念，指18世纪末在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种存在于国家政权与市民私人领域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不受国家干涉。“公共领域”为人文社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角度。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也掀起过两次公共领域研究热潮。

景观理论视域下的公共艺术传播——以霍夫曼的“大黄鸭”为例的讨论

"大黄鸭"是芬兰艺术家霍夫曼的公共艺术作品。在景观理论视域下,大黄鸭的传播流行是放大的视觉文化景观、提示意义的背景景观、交互影响的媒介奇观与作为景观的受众围观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大黄鸭塑造了一个充满悖论的景观社会,探索这一公共艺术品的景观体系及其相互作用成就大黄鸭流行的深层原因,必然对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和大众传媒产业带来新的启迪。

电视问政节目对地方台的影响力效应——以《一问到底》为例

对于地方电视台来讲,收视率和影响力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评价指标。但是随着受众阅听媒介和阅听方式的不断改变,地方电视台的生存发展空间不断被挤压,在营收和履行媒体的宣传服务职能方面均面临较大压力,传统广电媒体如何突围成为各地媒体工作者必须思考的一项重要问题,而电视问政则成为这个问题的众多答案之一。本文以聊城市广播电视台大型融媒体直播栏目《一问到底》为例,考察电视问政类栏目对提升电视台影响力所起的作用。

文艺“剧中人”与历史“剧作者”——《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的讲话为文艺作品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文章以此为起点思考样板戏《龙江颂》创作中背后的“剧中人”与“剧作者”。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要的文化符号,《龙江颂》主题经过不同文艺工作者近十年的创作,形成了报告文学、新闻报道、诗歌、话剧、样板戏等文艺形式。1969—1970年,现代革命样板戏《龙江颂》剧组三次在上海嘉定外冈公社葛隆大队体验生活,以时任党支部书记周丽琴为代表的葛隆大队的干部群众也成了《龙江颂》背后的“剧中人”与“剧作者”,演员李炳淑所观察和学习的周丽琴成为《龙江颂》女主角江水英的舞台形象原型。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农村的典型代表,葛隆大队为《龙江颂》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生产劳动体验,《龙江颂》的演出也鼓舞了葛隆大队的生产实践并在教育和召唤群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章以周丽琴、薛友忠等口述历史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回溯《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创作细节,挖掘舞台背后的历史,努力呈现艺术创作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而补充了《龙江颂》的创作史料和历史语境,为研究者重思文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还原艺术创作与人民生活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过程提供一个历史性的参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八十周年之际,回溯《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对于实现“剧中人”与“剧作者”新的连接以及思考在新时代如何产生像《龙江颂》这样具有思想引领作用的文艺作品具有启发意义。

《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的媒体实践与历史价值

《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是美国另类媒体实践者哈勒克和美国批判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在1981年所做的系列电视节目。在介绍该系列节目产生的背景及另类媒体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从媒体技术演进、赫伯特·席勒思想谱系梳理、媒介素养教育范式转移以及批判传播学者的媒体实践意义等方面解读《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以期为补充另类媒体研究史料和启迪现代媒体体系建设有所助益。

比较传媒体制研究中的归类与遮蔽问题——以有关埃及传媒体制的知识生产为例

在美国传播学者不同阶段的论著中,1956-2004年间的埃及传媒体制先后被归类于威权主义媒体、动员型媒体和转型性媒体。然而,这一系列分类并非价值中立,而是暗含权力和价值取向,是埃及被纳入现代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的一个缩影。梳理原始文献不仅可以发现西方传播学者对埃及传媒体制归类的谬误之处,还可以发现这些学者关于西方传媒体制的道德优越感和他们所持的单一线性历史观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渗透。再现归类埃及媒体的知识生产情境,不仅可以以此为例对西方媒体分类体系进行祛魅,而且可以在知识"深度去西方化"的背景下"打捞"被遮蔽的"另类媒体",讲好全球历史中的媒体变迁故事;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我们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重新确立书写全球传播史的马克思主义史观,进而认识到历史进程的开放性与另类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