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效应:来自家庭调查微观数据的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调查微观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不平等的直接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直接降低了城市和农村地区贫困的持续性,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和增长效应,但对收入不平等具有马太效应,而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库兹涅茨效应和门槛效应。机制分析发现,城乡居民在银行贷款可获得性和贷款额度、居民创业成功概率以及人力资本提升等方面的差异性,解释了马太效应存在的原因。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减轻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马太效应。因此,应当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知识的宣传和传播,同时实施合适的财政政策,这是减轻数字普惠金融收入分配马太效应的有效机制。

加快推进政府采购合作创新采购方式的实施

本文分析了《政府采购合作创新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的背景,总结了《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出台专门管理办法明确政府采购支持创新政策功能、首次将合作创新采购纳入政府采购法定采购方式、充分借鉴国际经验设计合作创新采购程序、在采购需求管理和合同管理等环节支持创新等六个方面的创新和亮点,并就如何推进合作创新采购方式的实施提出了八点建议。

FDI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金融发展的实证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FD I)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东道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健全与完善,不仅可以直接促进技术进步,而且可以通过东道国自身吸收能力的渠道来放大FD 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相对欠发达的金融市场没有起到放大FD I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必须在重视基础设施、法律制度、政策环境和人力资本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推进金融深化进程,改善金融体系效率。

人口迁移空间选择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人口自由流动并聚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经常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人口迁移的空间选择聚集这种现象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经济学可以解释的经济关系和逻辑。从迁移者自身来看,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存量是影响其迁移决策的两个主要因素,它们不仅决定着迁移者迁移过程的空间成本,而且决定其迁移后的预期收益。人力资本积累与流入地工作的匹配程度决定了流动的方向,社会资本存量决定了其集聚的程度。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资本依赖度在迁移者流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低人力资本积累的人对社会资本的依赖性更强。

中国制造业集聚机制再研究——基于内生交易成本视角

论文将内生交易成本嵌入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分析内生交易成本对企业生产区位选择的作用机理,以此阐明区域制度安排通过内生交易成本作用于产业集聚形成与变迁的微观机制。论文以中国制造业地域分布为分析对象,实证分析以内生交易成本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表明:内生交易成本是企业选择生产区位的重要因素,在地区的外生交易成本、地区支出水平和市场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内生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促使企业向该地区迁移并加快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一个地区对生产者保护程度越高、投资政策越宽松、贸易政策越自由、劳动力流动管制越少以及企业融资越便利,越能吸引制造业整体向该地区迁移与集聚。因此,为了加快现代工业化进程和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必须发挥"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的双重效应,促进产业的"双向转移与集聚",优化本国产业的空间结构。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效率的实证检验

运用DEA及非参数Malmquist指数对中国各省(区、市)文化产业投资效率进行了静态比较与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文化产业的技术效率整体较低,效率均值为0.641,尚有超过35%的提升空间;各地区技术效率较低的原因主要是纯技术效率不高;全国及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有增长的趋势,且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主要原因是技术退步。

产业集聚、贸易开放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省际的证据

文章基于Melitz理论模型,通过引入产业集聚变量,分析了贸易开放与贸易封闭条件下产业集聚对均衡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非线性的门槛回归方法对不同贸易开放条件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以及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具体渠道(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对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一国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有关。在我国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中,有贸易开放的门槛效应的存在,只有在贸易开放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产业集聚才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在不同省际间,不但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效应大小有所差异,其具体作用渠道也有所不同。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的省份,虽然产业集聚在推动技术进步上的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却限制了技术效率的提高,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实现的。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影响银行盈利能力的内部因素主要有风险、银行运营和业务等三大因素。另外,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及市场结构等外部因素和银行规模均会对盈利能力产生影响。四大银行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完善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改善经营管理的成本控制能力,重视银行零售业务的发展,发展中间业务与信用卡业务,加强创新能力和市场营销,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市场竞争与经营绩效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14家上市银行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银行的公司治理与市场竞争对于提升银行经营绩效具有彼此加强的作用,银行的市场竞争与公司治理在影响经营绩效中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因此,关注银行市场竞争与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有助于进一步改善银行经营绩效、提升银行的竞争力。

迁移者的空间选择机制分析——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

迁移者自由流动并聚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经常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在迁移者的空间选择聚集这种现象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经济学可以解释的经济关系和逻辑。人力资本积累与流入地工作的匹配程度决定了流动的方向,社会资本存量决定了其集聚的程度。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资本依赖度在迁移者流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低人力资本积累的人对社会资本的依赖性更强。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基于房地产投资特性的非平稳面板计量检验

房地产为居民生活和各项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基本的场所,同时也是居民最重要的投资品种之一。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获得迅猛发展,房地产价格更是持续快速的上涨,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然而我国现在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是否是理性的,存在很大争议。文章利用非平稳面板计量方法,基于房地产的投资特性,对我国现阶段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非理性繁荣"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判断,结果表明我国房价已脱离租金所确定的基本面,房地产价格上涨呈现出非理性的繁荣。

全球生产网络、贸易结构与工资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

论文通过建立全球生产网络的中间投入品模型,实证分析中间品贸易对一国技术劳动力和非技术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加工贸易是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典型形态;其出口会扩大对技术和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但技术劳动力的工资上涨幅度要高于非技术劳动力的工资涨幅,从而使相对工资差距扩大。短期内,中间品的进口减少了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和就业,但长期来看中间品进口会扩大对技术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工资差距拉大。人力资本投资的供给增长由于未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工资差距拉大;但长期来看,人力资本积累机制的完善使得相对工资差距会逐渐缓和。

财政政策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广东省21个地市级的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GMM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财政政策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对广东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且基本上是起着促进作用的。在不同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水平上,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同,具体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发展;而且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层次划分的不同区域来看,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程度也不同。因此,必须注重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以及税收制度的合理设计,发挥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省域的证据

文章将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考察了开放经济下金融发展在促进贸易规模扩大、贸易结构优化,并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不仅能够促进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还能促使贸易结构优化。但是从具体的金融指标来看,只有中长期贷款余额的增加和以存贷比表示的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才能产生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效应,而贷款总量的增加并不能产生这种效应。并基于这一结论,用金融发展对贸易影响的回归拟和值来考察全要生产率增长的情况,证明了金融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存在性,但这种效应只有东部地区才有,中西部地区有由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滞后而不存在这种效应。另外这种效应的发挥主要也是通过技术进步渠道来实现的,其对技术效率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同时在实证检验中还发现,金融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要受到各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即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

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障碍与对策分析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如期建成,这是中国和东盟深化合作、建立全面稳定合作关系的重要标志。与欧洲联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主要由发达国家构成不同,中国和东盟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要走出一条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特色的区域经济合作之路,就要整合产业结构,加强政府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企业成为经济合作的主体。

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实证研究:基于企业规模异质性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集聚的数据,从企业规模异质性视角出发,检验中国制造业集聚经济效应。首先考察影响制造业集聚的一般因素,然后重点考察了企业规模因素对集聚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除了运输成本优势、劳动力成本等影响制造业集聚的一般因素之外,企业规模异质性也对集聚经济效应产生影响。最后通过构造隐含企业规模因素的集聚经济新变量,对企业规模异质的集聚经济效应进行检验。本文的研究发现,小型企业的专业化经济和竞争效应大于大中型企业。这一结论不仅反映了不同规模企业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差异,也说明了小型企业对制造业集聚的重要性。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的视角

我国非国有经济在受到严重的信贷歧视下仍然能得到蓬勃发展。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虽然我国的国有银行将大部分资金贷给了国有企业,但是通过所有制结构调整,非国有企业利用制度上的漏洞,通过寻租方式获得国有银行的信贷漏出,或通过国有企业或者乡镇企业获得信贷转贷等非正规渠道,提高了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

银行监督降低了经理人代理成本吗?来自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证据

论文以银行监督与经理人代理成本为主线,研究银行监督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与内部治理机制、政府控制和债权人保护(法律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经理人代理成本。研究表明:银行在房地产上市公司中不但没有发挥监督作用,反而提高了经理人代理成本,即银行负债的杠杆治理效应被严重扭曲,相反,非银行负债在房地产上市公司中发挥了应有的杠杆治理效应。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银行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其重点是降低政府干预程度,发挥银行负债的硬约束功能;银行作为企业的大债权人应该担负"投资者"与"治理者"的双重角色,按照契约规定主动参与和监督企业的经营决策,发挥其应有的公司治理效应。

银行监督提高了债务人的经营绩效吗?——来自房地产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中国房地产企业的银行信贷依赖特征为探索银行监督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现实背景。论文以企业绩效作为公司治理效率的替代,基于银行监督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主线,深入分析了银行监督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银行监督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国有房地产企业和银行的产权同源性特征是导致银行负债的杠杆治理效应被扭曲的重要原因;虽然银行负债的杠杆治理效应被扭曲,但是银行监督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其与内部治理机制之间存在交互效应,要么表现为替代关系,要么表现为互补关系。在中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要发挥银行监督的功能,提高企业绩效,而且要解决中国银行出现的呆账和坏账问题,其根本出路就是要发挥杠杆治理的作用。

金融发展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只考察了资本因素在经济发展不平衡中的作用,并没有把金融发展因素纳入其中进行分析,而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对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重视不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而我国城乡金融发展差距是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均衡城乡金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