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武灵王“胡服”改制的本质及影响——兼论战国中期骑射与赵国的关系

史学界长期以来对“胡服骑射”改革的认识局限于这是一次革新赵国军队战服、进而革新作战方式的军事改革。事实上,“胡服”是使胡人顺服、化服,“骑射”是在华夏地区首次出现将骑与射相结合的战法。“胡服骑射”是战国时期赵国以政治为先导、以军事为目的、以文明为代价的一次全面改革,赵武灵王通过全面接纳胡人礼仪风俗,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就是刻意穿着胡人的各种服饰,加强胡人对赵国的认同,进而招纳胡人骑兵为赵国所用。“胡服骑射”显著提升了赵军的战斗力,军事效果非常明显,但并非赵武灵王改革的全部。

“民心是阵”:战国儒家兵学思想演变考论——兼论清华简《天下之道》学派属性与学术价值

清华简《天下之道》以攻守的兵学概念和言说方式讨论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文意清晰,在兵儒融合以及先秦儒学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思想是开放和多元的,其兵学思想暗含了孟子和荀子等孔门后学对待战争、兵学的态度。其中,以孟子为代表的先秦主流儒者强烈抨击战争,缺乏战争常识,反对兵家思想,否定战争在历史进程中的客观作用。而《天下之道》提出“民心是阵”,以兵学概念来表达儒家的民心思想,显然这并非孟子或孟学的作品。战国后期,荀子秉持儒家思想,积极了解战争,主动研究各国兵制、武器等。尤其是荀子主动充分吸收兵家思想,如重视将帅作用、讲究作战时机、治军崇尚赏罚等。荀子兵学理论中谈到如何取胜的具体操作层面,其思考丝毫不亚于当时的著名兵书。在此基础上,荀子将这些兵家之术作为实现儒家兵道、政道的重要方式,《议兵》正是在他以儒家思想为本、充分吸收兵家思想而完成儒家论兵的集大成之作。从先秦儒学史来看,《议兵》的出现并非偶然,《天下之道》等文献正是荀子之前的先秦儒者试图融合兵家思想的具体努力,是荀子论兵的先声。先秦儒者融合兵家思想的线索一直以来隐而不显,而《天下之道》的发现使得这条暗线为学界所认识,并且可能激活了长期以来误读的一些儒家论兵的文献,对丰富儒家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商末周初宗教与治理思想变迁新论——从《尚书·西伯戡黎》谈起

《西伯戡黎》中商纣与祖伊的分歧必须从商中后期祖灵观念的变化来认识。祖庚、祖甲之后,祖灵作福作祟的功能逐渐转变为单一的福佑功能。这一核心观念的转变引发了商代神权与王权的此消彼长以及治理思想的转变。《西伯戡黎》是周初周贵族总结商亡教训时形成的,在史观上反映了周人以天命为核心的宗教政治观。

论“血流漂杵”的历史真相

《尚书·武成》记载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由于此条记载的残酷性、反常识性,同时也与儒者对周制的推崇格格不入,所以历代学者多以考证的方法试图弥合。学者将精力更多集中在对"杵"的考证上,也有从"漂"字入手者,皆在试图找寻这一场景的合理性以及与周制的融洽性,但始终未能解决。事实上,牧野之战与商周时期的特定气候相关,与一场持续性的暴雨相关,也与周人临河布阵相关,最终才出现"血流漂杵"的特殊场景。廓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真实与思想价值之间的关系。

传统儒家论“血流漂杵”:价值共识与史实考究

《尚书》记载牧野之战“血流漂杵”,孟子以仁政立场质疑《武成》的记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儒家的反战立场,王充、赵岐等学者在过辞说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荀子则重构了牧野之战的场景,提出周武王“兵不血刃”、商纣军队“倒戈”的说法,后世学者在此基础上将“兵不血刃”“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等表述巧妙结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链条,影响至今。在传统社会中,部分儒者亦肯定“血流漂杵”记载的真实性,并指出战争是摧毁暴政必不可少的手段,现代学者也对“血流漂杵”的真相展开研究。梳理“血流漂杵”的历代诠释可以显示,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构性叙述,是儒者论证、秉持、不断强化其价值观念的重要渠道。当代儒学研究有必要在新的学术条件下,对旧有叙事进行分析和取舍,对“血流漂杵”提出自己的史实考究。

礼乐文明视野下的清华简《保训》“詷”字新释——以《尚书·顾命》与“内史亳同”为线索

清华简《保训》是“书”类文献,部分记述与《尚书·顾命》相似。《保训》中“詷”的训释与《顾命》中的礼器“同”密切相关。经学家多认为“同”为酒器,但始终未能得到文献或实物的证明。而“内史亳同”的发现证实了“同”为祼礼中使用的酒器。“同”字源于盛放美酒的竹筒,最晚在商代就成为祭祀中的重要礼器。清华简《保训》中的“詷”正是祼礼中的酒器,文本以“詷”指代传“中”的整套礼仪,反映了“中”以及以礼传“中”在周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洪范》的夏政诠释之维——“五行”、“念用庶征”两畴经意新探

大禹治水的历史契机促使以尧舜为主体的华夏共同体治理之道的转化,农业民族夏族的"政在养民"的务实特点逐步上升为华夏共同体的新的主导力量,展现了独特的政治精神。而"洪范九畴"中的"五行"和"念用庶征"两畴反映了夏族重视养民的务实精神和以自然现象、规律构建政治秩序的特点,同时,在自然崇拜和万物有灵的思想背景下,夏人又赋予这些现象和规律信仰的意义,作为他们眼中的"天则"、"天道"。这样对"五行"、"念用庶征"经意的理解就具有信仰和理性的双重意涵。

先秦“内圣外王”政治思想的渊源与形成——以《尚书》为核心的考察

颛顼"绝地天通"之后,治理者的权力主要来自对"圣"(宗教权)和"王"(军事权)的垄断,这不仅从甲金文中能够得到证实,而且传世文献《尚书·大诰》也证明在周初仍是圣王一体。商周变革,政治理性最早在周初开明贵族中产生,完善了早期圣王一体的模式,同时也为"圣""王"分化埋下了伏笔。西周末年理性逐渐解构了原有宗教信仰;同时在周天子权力弱化的情况下,圣王秩序崩溃。孔子在春秋秩序崩溃的背景下,以士人的身份对原有圣、王思想进行诠释、改造,提出了"内圣外王"的士人政治理想。

《六韬》兵学思想论析

《六韬》格局宏大,重视大战略,是先秦兵书的集大成之作。《文韬》《武韬》讨论政道,即政治战略,核心包括"公天下"政治革命理论和对以"圣人"为核心的政治秩序、统治谋略进行必要的规范,为圣人取天下、守天下提供了政治哲学依据和政治实力保障。《龙韬》讨论兵道,也就是军事战略问题,详细论述了军队作战司令部的组成、将帅在战争中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以及情报在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虎韬》《豹韬》《犬韬》讨论兵法,即具体战术问题,在对军用、军备以及阵法等问题讨论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战场上常见的一些战术原则,尤其注重特殊兵种、骑兵的使用等。

《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辨正

我们准确理解“我生不有命在天”,必须将其置于《西伯戡黎》的语境中,其中“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的语义考证是前提。“天曷不降威”是祖伊转述民之言;“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是祖伊之言。“我生不有命在天”表现出纣对天命的极端自信,这是传统经史的主流理解,但一直未有确切的文献学依据。在“我生不有命在天”一语中,“不”并非否定副词,而是无实义的发声词,此语语义实为“我生有命在天”,是商纣针对祖伊“大命不挚”一语而发。《西伯戡黎》文本中商纣一味迷信“命”“天”的形象,是周人在天命观的影响下塑造的,是西周早期以其特有的观念反思商亡教训的结果。

先秦文献中“尚书”非经书名综考

先秦文献中"尚书"的表达仅两处。一处在传世文献《墨子·明鬼下》中,此处的"尚书"并非经书名,也非讹误,而是《夏书》的修饰语;"尚"是表尊崇的程度副词,反映了墨子对大禹以及《夏书》的极度推崇。另一处在出土文献帛书《要》中,此处的"尚书"也并非经书名,而是指所有"上古的典籍";"尚"是表时间语词,为了突出《周易》的特殊地位。因此,"尚书"在先秦文献中均与经书名《尚书》无关。

论墨家兵阴阳、兵技巧内容的价值

墨家基于“非攻”的立场,因此其兵学理论的核心是防御思想。墨家重实践,因此保留了大量的兵阴阳、兵技巧的内容。由于墨家重“天志”“明鬼”,因此传统兵学中兵阴阳的内容在《墨子》一书得以大量保留,其中更多是对当时传统的继承。墨家常常具体参与攻城作战,非常精通兵技巧的内容,在长期守城的实践中,墨家继承传统兵技巧的同时,亦对其有所发明,推动了守城技术的进步。

荀子“化性起伪”的人性论

在荀子人性论思想中,本能性和主体性都是有着人自身的根据。本能性是维持人的自身生存的必需条件,但是必须要有一定的度量分界,否则会产生《性恶》篇中所叙述的"乱"。而《性恶》仅仅是荀子在一定历史际遇中的激愤之作,不能完全代表荀子对人性的全部看法。主体性是通过"心"来发挥作用的,同时荀子又十分重视对三代文明的积累的吸收。通过人的主体性向礼的靠拢,实现了对本能性的超越,产生了社会性的人。而"伪"是人的自身要求,是人的主体性对人的本能性的扬弃和超越而达到的。因此,荀子人性论的主题并不是给人性下一个形而上的定义,而是在揭示一个"化性起伪"的内在动态发展过程。

出土文献与近代以来对古书的反思

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公开演讲。一开始便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观点，并且在演讲中讲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

侯外庐治学的启示——读《韧的追求》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人，侯外庐学派的开创者，侯外庐先生（1903—1987）的学术成就影响深远。侯老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提出亚细亚文明的早熟特点；在文明发展的路径上，提出了亚细亚的古代是唯新路线的观点，

近十年国内荀子研究管窥

近十年来苟子研究方兴未艾，涌现出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共发表论文1061篇，其中包括期刊论文922篇，重要会议论文27篇，硕士论文111篇，博士论文14篇；学术专著5部，其中包括韩德民的《苟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齐鲁书社2001年版）；郭志坤的《旷世大儒——苟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礼乐制度与西周军礼述论——以军事教育、职官系统和军礼礼仪为核心

西周的军事教育、职官系统和军礼礼仪是西周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时期的军事教育机构已经较为完善,既有中央设置的“辟雍”等,也有诸侯卿大夫设立的“庠序”等,就内容而言主要是与车战相适应的射御等技能的训练,亦有相关军事礼仪的教育。在军政合一的历史背景下,西周的军事职官系统虽然没有专业的将帅,但是已经有专职的军事官员,司掌一般军事事务,处理日常的军务行政。而最具特色的则是西周一整套的军礼礼仪,其与军事教育和职官系统相表里。整个军礼从战前祭告祖先、授斧钺开始,到观兵、致师等军事威慑,再到战争中一系列相关的礼仪要求,最后到战胜的振旅礼、献俘礼、饮至礼等,或战败以丧礼处之等具体礼仪细节。

浅析孔子“学”的选择思想

孔子以好学著名,他的＂学＂的思想对后世儒家的影响也非常大,《礼记·学记》《荀子·劝学》正是这一思想的延续。当然由于《论语》体例所限,我们有必要对孔子论＂学＂思想进行梳理。前人对孔子＂学＂的思想的重要性以及方法等都进行过相对详细的论述,我们仅对孔子＂学＂的选择思想进行论述。一、＂学＂内容的选择：君子之学在孔子＂学＂的思想中,对象选择非常重要。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孟氏注为唐注考辨

孙星衍校刻《孙子十家注》时误判孟氏注是《隋书·经籍志》所载的亡佚书目梁“孟氏解诂”。事实上,中唐时期已经没有梁孟氏注《孙子》的流传。《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的孟氏注,自集注本出现以来,凡见诸著录并明确言及注者时,均言其为唐注,十一家注的辑者亦认定孟氏注为唐注。孟氏注的校语中出现了“人不疑”“人不危”的避讳表述,证明孟氏至少参校过唐代避讳改字后的《孙子兵法》文本。就孟氏注而言,孟氏注16处袭用杜佑《通典·兵典》的内容。十一家注中的唐注普遍存在对曹注的义疏,孟氏注也有两处;同时,孟氏注中还有两处对杜牧注的义疏,显然孟氏注晚于杜牧注。多种证据均指向孟氏注为唐注。

以傅山为转折的荀学研究

对荀子的研究和评价,在清代以前,总是因种种原因没有获得官方的认可和学术上的长足发展。这与荀子思想本身有关系,同时也与后人对荀子思想的误解有关。直至明末清初在子学思潮的影响下,傅山遍习诸子,对荀子思想与先秦各家关系进行厘清,并且对荀子人性论进行了考证和发挥,才开启了清代荀学研究的高潮,奠定了清代荀学研究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