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以哲把和共军局部停战的情报密报给南京”问题的剖析

司马桑敦著《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8年7月版)上写“可能就在十一月间,王以哲把和共军局部停战的情报,密报给南京C.C东北领袖齐世英,齐世英又马上派专人密报到洛阳的蒋”。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首先,这个所谓“密报”的内容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王以哲和红军签定局部停战协定是1936年3月5日,王以哲要想投靠中央,他为什么不在3、4月间密报,而要到11月才去密报呢?11月间,张学良、王以哲已经不是和红军局部停战问题,而是与红军配合行动的问题:一是王以哲配合二、四方面军进陕甘,使一、三、四方面军会师;二是配合红军,联合进行山城堡战斗,打击胡宗南对红军的进攻;三是同红军联合,准备实行甘、凉。

笔谈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最近时期 ,中日关系的现状与走向成为中日两国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历史与历史认识对中日关系现状的影响 ,则更为历史学者关注。如何认识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目前显有不同观点。这种分歧主要是政治观点方面的分歧 ,但也包含了由于认识历史的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学理方面的分歧。针对后一种情况 ,本刊认为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对于推动历史研究 ,并把这种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在一起 ,是有必要的。作为研究历史的学术刊物 ,本刊展开此种讨论 ,主要是以剖析学术观点为目的。同时 ,由于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现实服务 ,故展开此种讨论 ,也是为了从学理的角度来辨别政治观点的是非。本刊认为 ,产生观点分歧和由此而来的学术争鸣 ,在人们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本刊举办“笔谈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笔谈以来稿时间为序。需要说明的是 ,本刊真诚希望为勇于探讨真理的学者提供一块争鸣的园地 ,但受篇幅限制 ,不能邀请更多学者参加笔谈 ,同时 ,也不能为参加笔谈者提供更多充分发表见解的空间 。

逻辑混乱的“新思维”

马立诚先生在<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拜读之后我非常震惊.我认为,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研究现实,都不能脱离对事物发展因果关系的分析.而"新思维"之"新",恰恰是抛开了因果关系的分析,其结果只能是立论的逻辑混乱.试举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