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型侵权的获利返还制度的请求权基础与法官酌定

获利返还制度最早出现在知识产权领域,它为保护知识产权而存在,使知识产权受到侵犯的权利人可获得救济。后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以网络为媒介侵犯他人的人格权益而获利的案件频频发生,获利返还制度由此在此类案件中得到适用,它为人格权益受到侵害的权利人提供了损害救济途径。文章围绕受益型侵权的获利返还制度适用情况展开研究,首先分析了司法实践中获利返还制度的基本运用状况及面临的困境,然后探讨了获利返还制度的请求权基础及该规则的适用与确定,最后研析了获利返还制度中法官酌定的必要性、实践运用、考量因素等事宜。

合同的定义与合同概念的基因型

合同的定义无疑是一个国家合同法律制度的重要基础,但越是如此基础性的问题,越容易引起学术上的困惑和争议。本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条的合同定义出发,结合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当代合同法的基本理论,对合同定义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合同的多义性,合同与合意的关系,影响合同定义的因素(尤其是合同概念的"基因型"),合同的定义方式,以及合同与债,合同与法律行为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在合同的多义性以及影响合同定义的因素方面,通过考察不同合同概念的基因型对合同定义的影响,进一步阐明合同概念的基因型对整个合同法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权利束”视角下数据权益的法律配置

在私法上,数据利益的分配是通过数据确权来进行的。与传统资产不同,数据使用和流通中牵涉的利益错综复杂、变化无常,传统私法因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难以进行有效规范。现代分析法学的权利束理论可以为数据权益的分析提供方法论上的支持。利用霍菲尔德的法律关系形式理论,可以通过四组法律关系元形式的变化组合,罗列出数据权益可能存在的所有基础形态,形成数据权益的谱系。以该谱系为基础构建数据权益配置的基本“模型”,并将之灵活地运用于具体场景,可以实现对数据权益的有效配置。

《民法典》无偿合同规范模式研究——以赠与及间接赠与的法律规制为中心

我国《合同法》及《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均抛弃了大陆法系传统,将赠与规定为诺成、非要式合同,同时规定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这一赠与模式带来了诸多疑问:如任意撤销权的效力如何?所撤销的对象为何?为何其他无偿合同未采用同一模式?无偿合同是否可以类推适用赠与的规定?本文首先在比较大陆法系传统赠与的要式/要物模式与我国的任意撤销权模式的基础上,对任意撤销权模式的特点和问题进行了分析。随后,在赠与合同原因理论的基础上,对夫妻财产制约定、共有物分割协议、债务免除的预先约定中的无偿财产转让行为的动机和原因进行了辨析,从而区分了"间接赠与"与真正的赠与,并在探讨赠与合同原因缺陷和要式/要物性的关联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类型无偿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最后,本文从原因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即时赠与的效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