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基础设施影响劳动工资和工资差距的内在机制

本文从新型基础设施的产品偏向性出发,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探讨了新型基础设施影响劳动工资和工资差距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新型基础设施直接带来的效率提升可以促进各类劳动工资增长,但间接导致的要素重新配置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总效应取决于资本与各类劳动之间的替代性以及技能型中间品与非技能型中间品之间的替代性。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技能型产品偏向型的新型基础设施可能导致工资差距扩大,但可以带来劳动工资的“普惠性”增长。

企业理论的进展:交易成本与自生能力

本文在交易成本/自生能力的视角下评述了企业理论的最新进展。交易成本经济学是企业理论的思想框架,是企业理论的前期工作;财产权利理论抓住了物质资产所有权这一要点,着重于解决投资阻塞或曰套牢问题;关键资源理论抓住了关键资源控制权这一要点,着重于解决进入权分配问题;采购契约理论抓住了规定或曰设计不完全这一要点,着重于解决事后适应问题;自生能力理论抓住了要素禀赋结构这一要点,着重于解决生产成本最小化问题。约束条件的改变是企业演化的重要压力,而把国内的“默会知识”和国外的“编码知识”结合起来则是企业理论前进的重要动力。

中国式分权下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本文主要基于激励理论分析了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于中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许多实证文献存在着许多不一致的观点,原因就在于这些文献忽略了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我们的理论分析表明,当地方政府努力的单位经济发展效果大于地方政府努力的单位环境破坏效果时,重视环境保护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经济发展;当地方政府努力的单位经济发展效果小于地方政府努力的单位环境破坏效果时,重视环境保护会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社会福利。

中国式分权下的体制性产能过剩——产量补贴与产能补贴的比较

为了分析中国式分权下的体制性产能过剩,本文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进行补贴竞争的动态博弈模型。首先区分了地方政府的产量补贴与产能补贴,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地方政府是"市场效率导向"型或"辖区GDP导向"型时的体制性产能过剩、社会福利和企业自生能力。分析结果表明:不论是地方政府的产量补贴,还是地方政府的产能补贴,都会使得企业的产能过剩更加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方政府为"辖区GDP导向"型时,地方政府对辖区GDP的重视程度与整体社会福利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表明中央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地方官员政治晋升规则,使得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治理体制性产能过剩,既要考虑社会福利效应,也要考虑企业的自生能力效应。

关系、道德风险与经理人有效激励

本文主要从经理人道德风险的视角分析了公司治理中的关系与经理人有效激励。经理人既可能有私下隐藏企业收益的道德风险,又可能有偷懒的道德风险。本文的分析表明:第一,在存在经理人私下隐藏企业收益的道德风险的情况下,经理人薪酬合约中与企业绩效挂钩的奖金部分(分成比例)随关系强度的增加而减小。第二,在存在经理人偷懒的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当关系强度小于某个临界值时,经理人薪酬合约中与企业绩效挂钩的奖金部分(分成比例)不随关系强度的变化而变化;当关系强度大于某个临界值时,经理人薪酬合约中与企业绩效挂钩的奖金部分(分成比例)随关系强度的增大而增大。第三,在存在经理人双重道德风险的情况下,经理人薪酬合约中与企业绩效挂钩的奖金部分(分成比例)随关系强度的增大而减小。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企业所有者所面临的经理人道德风险主要是什么类型的,然后才能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经理人薪酬合约。

转型时期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政治经济学

文章分析了中国转型时期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家族企业究竟采用关系型治理还是采用规则型治理取决于其对两种治理模式的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市场作用和地方政府作用会对这种权衡产生影响。我们在理论模型基础上的比较分析表明,在某些条件下地方政府的作用会使得家族企业在治理模式上更容易倾向于选择关系型治理,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地方政府的作用会使得家族企业在治理模式上更容易倾向于选择规则型治理,这反映了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政治经济学。

上游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下游民营企业产能过剩

在中国式上下游关系的框架下,分析上游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下游民营企业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在基本模型中,基于"市场失灵"的视角考察了下游民营企业的产能过剩发现,上游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前后的大部分产能过剩效应的方向是一致的,只有下游民营企业数量的影响方向有可能不一致。在扩展模型中,基于"体制扭曲"的视角考察下游民营企业的产能过剩发现,在上游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前,下游私营企业不会由于地方政府补贴而产生体制性产能过剩,但是在上游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对下游私营企业的补贴会导致体制性产能过剩。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边界研究——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

本文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并且基于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边界。我们的分析表明,集权会损害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分权会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究竟是采用集权还是采用分权,除了要考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外部性外,还要考虑基准到底是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还是社会总效用函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边界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迁,这个变迁过程是一个效率改进的过程。

权威委托机制与李约瑟之谜:基于文献的批判性思考

本文基于对文献的批判性思考,从权威委托机制的视角分析了李约瑟之谜的成因。文章结合权威委托机制的视角批判了当前的两种流行性假说,回答了地理禀赋和地方有地精英为什么不是李约瑟之谜的主要约束。文章认为,权威委托机制是李约瑟之谜的重要谜底,而权威委托机制的不同又是由中央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的不同决定的。思考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为了当代中国更好地崛起。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基于产业政策视角的考察

本文基于产业政策的视角沿着两条路径论述了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一条是理论上的思想脉络,一条是现实中的约束条件,并在这两条思路的基础上进行了模型化。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能否尽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既受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也受该国自身约束条件的影响。只有将正确的经济理论指导和正确的约束条件识别相互结合,才能使政府的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达到最大化。发展中国家的约束条件不同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跟发达国家的政府相比要发挥不同的作用,特别是在产业政策方面。

忠诚与集体行动的实现——以温州烟具协会的反倾销诉讼为案例

,本文以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为例对集体行动的实现从忠诚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忠诚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实现,并且这种实现是通过策略互动表现出来的。每个个体对自身组织的忠诚程度普遍较低有可能导致这个组织的集体行动的失败;反过来,每个个体对自身组织的忠诚程度普遍较高则有可能导致这个组织的集体行动的成功。即使异质性个体具有同样的忠诚程度,同样的忠诚程度也未必发挥同样的作用。

需求不确定、经济下行与产能过剩

通过建立理论模型,研究政府的政策性补贴引起体制性产能过剩的内在机理,分析经济下行和需求不确定性对体制性产能过剩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补贴行为会产生体制性产能过剩,但需求不确定性的上升以及经济下行却会减少体制性产能过剩。把需求不确定、经济下行和产能过剩(特别是体制性产能过剩)放在统一的理论模型中,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基准框架。

论中国金融监管中的悖论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内生地决定了中国金融监管的困境,在论述“权力悖论”和“政策悖论”的基础上认为,建立和完善监管层的治理机制是解决“权力悖论”和“政策悖论”的前提,是推行金融领域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基础,是中国金融改革成功的关键。

中国制造业体制性产能过剩的测度与比较

本文基于2007~2019年国泰安(CSMAR)数据库,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为切入点,利用中国A股主板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投入产出数据,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估测了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产能过剩指数并从中剔除经济周期性影响造成的产能过剩波动,进而得出体制性产能过剩指数。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体制性产能过剩呈逐年下降态势,但下降速度随时间而变慢。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技术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体制性产能过剩指数高于大多数中低技术制造业细分行业;高技术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体制性产能过剩减弱速度的波动幅度要小于中低技术制造业细分行业。

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一个总结性分析框架

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变量,但是却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模型。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笔者把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统一进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型。讨论结果表明,该模型符合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已成定论的观点。

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另一种视角

为了打开“索洛黑箱”,把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统一起来,本文构造了一个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外生的经济增长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进行了解释。

论中国增长悖论的深层原因

要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增长悖论”问题,必须解决更深层次的“激励机制”问题、“有效歧视”问题和“产业升级”问题。“激励机制”问题可以看作是对“结构调整论”的回应,不重视激励机制(特别是对官员的激励)的经济增长很有可能总是徘徊在调整阶段,丧失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有效歧视”问题可以看作是对“有效劳动需求论”的回应,不破除“有效歧视”就不可能形成真正有效的劳动供给。“产业升级”问题可以看作是对“技术进步论”的回应,一方面,没有产业结构升级的技术进步不是有效的技术进步,因为不能形成“扩散效应”和“拉动效应”;另一方面,达成共识的产业升级会造成“潮涌现象”,从而形成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

发展战略、技术选择与金融抑制

本文主要分析了"金融抑制"的成因,认为赶超战略是导致"金融抑制"的根本性原因。只要国家采用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选择了不具有自生能力的技术,不管采用利率手段还是采用税收手段进行宏观控制,"金融抑制"都在所难免。我们的模型表明,政府利用利率手段进行控制会比利用税收手段进行控制导致更严重的"金融抑制"和福利损失。所以,选择了赶超战略的理性政府会选择税收手段进行宏观控制。

基础设施与产能过剩:一个基于市场博弈结构的分析框架

基础设施和政策性补贴的组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能过剩,需要从理论上给出具体的作用机制。考虑到我国的市场规模足够大,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第一,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社会福利。第二,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成本差异比较小时,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会加重两个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当该成本差异比较大时,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会加重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但是会降低民营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第三,即使在基础设施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不同的行动次序也会造成不同企业产能过剩程度和社会福利大小程度的不同,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先动优势和民营企业的效率优势的互相作用最终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治理产能过剩时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的差异性,也需要考虑不同企业的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