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与集聚转移: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竞争力

采用行业集中度CRn、赫芬达尔指数H、区位基尼系数G和区位专业化指数(区位熵)等描述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集聚现状,并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集聚转移的因素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集聚度变低,而在中西部地区的集聚度变高,即该产业出现了向外转移的迹象;研发能力越强、企业数量多、职工年均人数多、劳动力成本较低、GDP较大、交通和区位条件较好、外向度越大的地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集聚度越高。

消费水平、消费选择与人口年龄结构触动

采用我国省际宏观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率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本期消费率与滞后一期的消费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老年人数量的增多会降低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少儿抚养比与消费水平正相关,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负相关。对人口年龄结构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八大类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的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对消费结构产生影响,且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普遍大于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我国应在控制人口数量和应对老龄化程度之间寻找平衡点,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建立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制度。

要素技术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技术进步偏向的视角

本文基于1998~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要素技术效率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影响,发现资本和劳动技术效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上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在产业结构高度化上存在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加快产业结构优化,需充分利用要素技术效率的正向作用,缓解空间溢出的负效应,同时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

中国产业集聚发展演变趋势探讨——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的分析

产业在特定区域的集聚和扩散转移是有规律可循的。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加以改造,用以解释我国目前的产业集聚格局,并预测我国产业集聚的未来发展演变趋势。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东部地区的一部分运输成本低且主要使用普通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运输成本高或密集使用资本、技术、高技能劳动力的制造业将仍然布局于东部地区。同时中西部地区应不断完善自身条件,以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嵌入全球价值链。

FDI波及面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度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应结合产业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的需要,对FDI的产业投向加以引导;加大政策扶持和引导的力度,鼓励更多的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

产业集聚形成过程中的FDI溢出效应分析

从最初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东道国,到后续FDI的进入以及本土企业的加入,直至FDI产业集聚的最终形成过程中,FDI的溢出效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FDI溢出效应的发挥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必须关注一系列影响溢出效应大小的因素,积极创造条件促进FDI企业与本地企业的融合,同时注重培育和发展本土的供应商以及企业,促使产业本土化的实现。

国有中小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过渡性探讨

股份合作制由于其自身的优越性,而成为当前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股份合作制本身有着一系列的制度缺陷,决定了这一企业组织形式的过渡性。进一步探索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深化改革之路,对其适应国有企业的改革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人力资本产权特征及其股权化实现

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决定了对人力资本进行激励的重要性。要实现人力资本产权,一方面要保障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人力资本所有权和自由支配转让权,另一方面要使人力资本参与分享企业剩余。借鉴国外的雇员持股计划,人力资本持股是实现人力资本剩余分享、从而实现人力资本产权的可行方法。

人力资本产权与企业剩余分享

人力资本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利相比较,既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方面,更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在明确界定人力资本产权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所有者理应获得投资风险的补偿,即得到分享企业剩余的机会。

“民工荒”问题及其对我国产业转移与扩散的影响

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近年来的"民工荒"现象是否说明在我国这一转折点已经来到了呢?导致用工紧缺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又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产业的空间转移与扩散产生什么影响?这可以从劳动力供给、需求以及结构性因素等角度进行分析。这种用工短缺现象虽然并不意味着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其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产业的转移与扩散可能带来的影响仍然不能忽视。

过度竞争与国有企业进入、退出壁垒分析

我国许多产业存在过度竟争的主要原因在于进入壁垒低而退出壁垒高 ,这种状况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政策思路是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产业优化进入壁垒 。

国有企业双重经营目标的矛盾及改革出路

国有企业经营目标具有双重性 ,即盈利目标和社会目标。二者之间存在矛盾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难题。改革过程中要明确国有企业的主要目标 ,分类进行国有企业改革。

企业所有权安排的交易成本分析

交易成本是影响企业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交易成本角度来看,所有权安排形式只能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并不存在通用于所有企业类型的最优所有权安排形式。每一种企业所有权安排都有其特定的优势,能够相对较好地解决某种类型的交易成本,因而适用于特定类型和规模的企业。在一定的条件下,人力资本所有者享有企业所有权可以是有效率的企业制度模式。

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探讨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缺位与扭曲。经营者激励机制应选择报酬激励和精神激励并重 ;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应充分引入市场竞争的约束 ,建立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和加强经营业绩的考核评价体系。

关于国有中小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思考

股份合作制由于其自身的优越性而成为当前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 ,股份合作制本身有着一系列的制度缺陷 ,决定了这一企业组织形式的过渡性 。

资本深化、要素技术效率与产业升级--基于1998-2019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生产资料的不断积累和更新带来经济系统中各产业的资本深化,资本深化又带来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有偏技术进步则使不同要素的技术效率发生不同的变化,影响各要素的投入结构和产出效率,进而推动产业升级。采用1998—2019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估计要素替代弹性,并测算各行业的劳动技术效率和资本技术效率,结果表明,多数行业的劳动技术效率高于资本技术效率,且劳动技术效率呈现上升趋势,而资本技术效率先上升后下降。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要素技术效率在资本深化促进产业升级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资本深化、劳动技术效率提高和资本技术效率提高均可促进产业升级,资本深化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技术效率促进产业升级,但也可能通过降低资本技术效率抑制产业升级。因此,要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适度推进资本深化,优化要素配置,充分发挥要素技术效率提高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进而通过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就业极化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研究就业极化通过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作用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来综合衡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证分析了就业极化、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等经济变量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得出以下结论:就业极化对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逆向作用。并提出,可以通过扩大教育与培训加快我国就业极化进程。通过自主研发技术使用和创新作用,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改善贸易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合理化。

技术进步偏向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与实证检验——基于要素技术效率视角

在作用机制部分,从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产出(供给)、需求与消费、国际贸易五条路径深入分析技术进步偏向如何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优化,提出了命题假说。利用1998—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标准化系统方程运用非线性似不相关回归(NLSUR),发现我国各地区基本属于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且劳动技术效率高于资本技术效率。然后通过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劳动增加、劳动技术效率和资本技术效率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高级化。资本深化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要引导资本向中西部流动,加大技术研发,提高技能劳动水平,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

老龄化、养老保险与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

使用1995—2016年省级城镇面板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与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养老金依赖程度高的区域,老龄化加剧降低储蓄率;依赖程度低的区域,养老金占工资比例上升对储蓄率的降低作用更显著,养老保险缴费率降低会减少储蓄率;在职人员参保率上升,在养老金依赖程度低的区域降低了储蓄率,在养老金依赖程度高的区域提高了储蓄率。因此,在养老金依赖程度高的区域积极开发老年市场,在依赖程度低的区域继续增加参保人数,提高养老金并减少养老保险缴费,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

金融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检验

企业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选取我国沪深A股2008—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金融投资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以及金融投资在企业创新产生的经济成果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金融投资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而对创新成果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影响机制检验表明,金融投资主要通过减少现金流来挤出创新投入;而金融投资通过提升企业经营能力遮掩了其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