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改革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近期改革方案，应当围绕打破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取消国有企业无偿或低价占有和耗费国有资源的特权，规范国有企业的行为等重要方面而设计。其意义在于，促进不同经济主体充分、公平地展开经济竞争，从而更好地实现我国的社会正义，提高经济效率。

盛洪想要创新性制度付费很正常

制度就是在解决利益冲突的过程中形成的解决方案。既然制度是能给社会带来增益的社会资本，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应该为制度付费。如果创造股份有限公司的人能够像发明电话的人一样获得他的智力劳动所带来的利益，我们今天可能会有更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

盛洪:城市规划如何预测未来

预测的基础规划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性质,就是规划实际,规划未来。规划未来就首先要预测未来。预测未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怎么规划城市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预估未来。这涉及到对地区和产业如何发展的理解。克鲁格曼是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他的贡献主要是新贸易理论和空间经济学,他讲了这么一段话:"图灵提出,对于一组几乎完全相同的细胞组成的胚胎来说,它是如何自我组织成迥然不同的有机体的呢?事实上,图灵的中心分析模型是关于一个由细胞环组成的简化胚胎的,这与轨道经济的结构基本上完全相同。"他想说的是,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或者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像是一种有机体。

盛洪：国有企业改革的悖论

国有企业改革确实是非常难的改革。因为它存在一个非常深刻的悖论，就是国有企业本身的产权制度是国有的，而这种产权制度有着非常重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国有产权制度行使起来缺乏效率。因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理论上说是13亿人民。但实际上股东越多，每个人的份额也就越少，也就越没有动力关心资产。更何况国有产权的这种形式即使是有效，但每个人没有明确的产权证书，因此是没法行使的。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委托人或者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这时的管理层在选拔、任命、提升、奖励、惩罚上不能有效的行使，最终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激励或者约束不够。

本刊执行总编朱敏对话经济学家盛洪:用宪政改革制约“官进民退”

20年前，在《中国：发展与改革》杂志上，茅于轼先生看到了一篇《中国经济需要制度创新》的文章，对文中见解颇为欣赏，立即写信与作者切磋。这位作者就是盛洪。后来，茅老谦逊地说，“盛洪是我学习制度经济学的老师”。

盛洪:《土地管理法》应推倒重来

对于17位学者的联名建言,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接受本刊采访时谈了自己的看法:"似乎还没有统一起来。"在他看来,土地问题十分复杂,每个人的意见很不相同,要统一观念确实很难。他比较推崇盛洪先生的研究,盛洪也是建言人之一,本文是盛洪先生对土地管理法的观点。

盛洪: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须清晰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本质上是宪政问题, 就是说,到了这个 边界政府就不要再 往前走了,再往前 走就违宪了。如果 政府随便可以越过 边界,那么市场制

从经济学理解儒家——盛洪访谈

[访谈时间、地点]2014年7月5日晚8点—12点,北京、重庆、太原视频通话。杨万江:您好!首先感谢盛洪先生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知道,您是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更难得的是,在最近十多年的儒学复兴潮流中,您作为经济学家对儒家的钟情和论述,令人印象深刻。在经济学文章中,您一直试图把经济生活及其经济理论的基本精神置于文明传统的背景中去理解。比如,在《经济学精神》一文中。

盛洪：垄断是一种掠夺

垄断企业的平均工资到底有多高？无论是劳动部步正发副部长说的一般企业的2、3倍，还是（21世纪经济报道》载文说的6、7万元一年，都还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可以想见，这是在人浮于事基础上的高工资。据一份研究报告，中石化的员工人数是国外同等规模企业，如意大利的埃尼集团的15倍。这说明了什么？

出版教育的校企合作模式

从1983年至今,全国已有27所高校设置了编辑出版学专业,为我国出版行业输送了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与出版行业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出版机构需要高校为之提供合格的复合型人才,满足"大出版"快速发展的需要;高校需要出版机构在资金、师资及教学实践方面给予支持.

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

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盛洪一．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民族主义是指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达成的一种身份的共识，而天下主义则是对整个人类的认同。从借奔论角度看，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策略；从经济学角度看，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各会达成...

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政府政策

经济发展是以市场为依托，由于存在着外部性，导致市场价格体系的失灵。导致外部性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建立产权制度。政府管理和政策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可能选择。作者提出征税、承包、收费等政策手段，并设想成立“环境公司”。认为不仅有政策目标和政策原则，而且要有成本较低，切实可行的政策手段。

天下文明——论儒家的国际政治原则

在当今世界,中国失去了面对国际事务的基本文化准则,而主导规则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儒家关于"天下"的文化传统依然能提供解决国际冲突和各国事务的文化资源,即将天下看作是一个有文化价值的天下,从而把道德原则作为划分人群的标准,以及解决国家间、民族间和宗教间冲突的首要规则。挖掘、复兴和推广儒家的"天下文明"传统,将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

什么是文明

什么是文明盛洪一．什么是文明？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从经济学角度看，文明具有下述两个性质：（１）它认为合作［１］比不合作要好；（２）它从多次博奔的结果来计算成本和收益（盛洪，１９９３）。第一个性质说明，文明是一种解决人们之间冲突的方式，而冲突的解决会...

“中国奇迹”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中国奇迹"的真正原因来自于经济自由主义,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一是市场秩序,形成所有经济个体之间的自由自愿的交易规则;二是产权界定到个体。这两点支撑了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基本的制度框架,正是这种制度框架,导致了中国经济奇迹。

广义寻租理论:租值消散,留租与寻租

只要不同资源在不同用途中产生的价值不同,就会从地租概念中引申出一般的"租"的概念,它几乎等于"收入"。无论是自然产生的,还是人为的租,只要对租值没有排他性的权利,就会出现"租值消散"现象。政府对市场均衡下的价格、数量或进入进行管制,就必然带来租值消散。这时经济主体通过自愿合约对即将消散的租值创造某种排他性的权利,就称为留租,是减少租值消散的,是有效率的且公正的;而利用政府权力排他性地占有即将消散的租值,则从总体上来讲是无效率的且不公正的。

权力:权威与暴力——以汉娜·阿伦特的思想为主要理论资源

本文在汉娜·阿伦特思想的基础上,继续探讨了权力的定义,权力与权威和暴力之间的区别和关系。从而认为,权力可以用权威加暴力来粗略地描述。暴力是权力的要素,但不是权力的来源,如果在权力行使中过度使用暴力,就会减损权威。权力的来源主要是权威的来源,即神圣、民意和传统。

分工、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

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及分类生产分工和专业化的生产是指一种生产方式。所谓生产方式,简单地说,是指人们进行生产活动时的行为方式。从个人的(或企业的)微观层次上看,生产方式体现为微观经济单位(个人或企业)在生产活动中所作的选择。选择基本有两方面,一是生产技术,一是操作方式。生产技术多体现为生产工具和工艺,例如:一个生产者对生产技术的选择表现为:他是用手工。

宪政结构中的谏议制度及其现代意义

宪政主义假定,任何个人既理性有限,又有人性弱点,若要使个人能够满足公共事务的要求遵行民意和天道,就要有一套监督约束政治人物的制度,以弥补其个人缺陷。儒家传统既强调政治人物的自律,以及改朝换代的他律形式,又注重建立谏议监察制度,对君主的过失加以批评和纠正。这一制度是君主制"体制内"的限权机制,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实践中有着积极意义和实际功用,并形成了"君过必谏"的谏议文化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这种制度与文化在今天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制度的社会中仍有借鉴价值,即使在民主社会中也有补充作用。要求批评政治人物的文化也是"自由表达"原则的重要的中国资源,鼓励年轻谏官的传统也支持年轻人表达意见的风尚。

移动互联网的经济史性质

制度经济学认为,(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会带来制度变迁,具体表现为交易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显著增长。根据发展的模型估计,因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推动的电子零售的快速增长将会带来大于两倍于现有市场规模的新增市场,到2025年将会增速GDP约3.5%,2035年增速约7.8%。由于方法的限制,这个估计尚显粗略,但足以让我们判断,我们今天经历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掀起了一个具有经济史意义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