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之际的贡奉

唐代中期出现具有赋税性质的进奉,贡奉之弊由此而生,这一现象反映了唐宋之际君臣关系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五代承唐末藩镇割据之余绪,尽管朝廷致力于藩镇州县化,但实际上地方与中央财政关系仍然遗留藩镇特征。以后梁时期“四镇”、魏博、镇、定来看五代财政中央集权路径:朱温据有“四镇”,易代后直接州县化,属易代型;魏博依附朱温,通过集权和武力手段州县化,为依附型;镇、定是以武力征服州县化的,属贡献型。以上州县化路径不同,大体反映出五代财政中央集权的基本情形。而五代藩镇州县化形成了上供和贡奉互济的中央财政模式,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同时也遗留下不同程度的藩镇性,这表明五代并没有解决唐末遗留的历史问题。宋初成功地革除贡奉之弊,走出唐末五代历史的“逆向”,重建中央集权,开辟了一个新的王朝时代。

国内外 Al-Si 合金变质处理的研究现状

对国内外近年来有关变质剂、变质机理方面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在变质剂方面，主要总结了共晶体变质元素Ｎａ、Ｓｒ、Ｂａ等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双重变质元素对过共晶Ａｌ－Ｓｉ合金的作用、新兴的复合变质处理技术的研究现状、现阶段变质机理的研究和发展状况等。

“山川”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建构

"山川"对于探讨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类型及其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象征价值。大禹治水体现了对"山川"关系的理性认识,推动了以"家天下"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家的形成;西周分封制度中"山川"所体现的"形便"交通秩序,具有大一统的政治意蕴,分封制瓦解,"山川"则演化为诸侯国崛起标志的"形势";秦以后的帝国时代"山川"作为区划的原则之一,其实构出的行政区划,因与中央集权冲突,不断地被解构,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基本面貌。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及其发展中,对"山川"地理标志价值取向的变化,反映了以"家天下"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农耕社会国家发展的历程。

论淮河在中国古代南北方的分界地位

中国古代南北存在着地区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大致是以淮河为分界的。本文从气候、农作类型、九州四渎和分裂时期南北对峙等4个方面，论证淮河在中国古代为南北方分界的地位。认为：淮河南北气候的不同，奠定了南北差异的自然地理基础。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农作类型的不同，为南北人文差异提供了物质条件。淮河在九州中的分界特征，对秦以后的行政区划影响深远。淮河在四渎中自然标识特征的突出，使其更有资格成为南北的分界线。同时，在分裂时期的南北对峙局面出现时，淮河多为分界线或准分界线。以上多种因素在长期历史中形成了淮河的分界地位，这对关于中国古代大一统疆域的考察有深刻的意义。

经学语境下的“学问”:儒家知识论的价值与事实

经学典籍里的"学问"一词及其历代注疏,建构出价值判断高于事实判断的儒家知识论。儒家知识论在经学原典的基础上,经历代注疏不断发展,可以分为形成、系统化、哲学化和专门化四个阶段。儒家知识论的建构使儒家经典析出"四书"这一主要阐发儒家知识方法和路径的"新典",凸显了孔子—子思—孟子在儒家知识论中的地位。儒家知识论具有经验性、诠释性、人文性、内省性和经世致用性等特点,经验性、内省性为其基本特征。儒家知识论在建构过程中,潜在地存在解构的倾向:以儒家经典作为知识论的源泉,以价值判断为依归的学问,使经学出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极致发展;同时,以事实判断为尺度的学问,使经学面临知识本身的事实和逻辑的挑战。儒家知识论以价值判断为主,虽也存在事实判断的趋向,但与近代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儒家知识论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思维的模式,而且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创新和发展。

论春秋时期鲁国的政治道路

周初分封制奠定了诸侯国制度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也导致了诸侯国政治道路的差异。鲁国作为周初分封的一种类型,其后发展与其他诸侯国不同,由于鲁国初封时在制度设置上体现了亲亲、礼乐的特殊性,使鲁国走上了独特的政治道路,即由“政在公室”到“政在三桓”。制度设置影响了鲁国的命运,其被挡在战国七雄的门槛之外,是历史的必然。

科举与五代士大夫精神的缺失

在五代政治中,士人进行适应性转变的同时,也让渡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并主要表现为士大夫精神的缺失。从科举的角度来探讨,这种现象与五代科举的客观环境、士人的文化状况和士林风气密切相关,从而使北宋士大夫精神的重建成为必要。

儒学语境下的“学问”与大学历史课堂互动教学模式建构

经学典籍对"学问"一词的疏解,不仅揭示了知识的发生,而且也阐释了知识的价值。借鉴儒家"学问"之道,运用于大学历史课堂教学之中,创新师生互动情境,建构出"学问"互动教学新模式。这一模式的建构,重点在于营造生问之境、答问之境和"学问"之境,要求教师应注意问题设计,对知识融会贯通,有一定教学艺术和组织能力。儒家"学问"模式,符合历史学科特征,具有现代价值,运用这一模式进行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进而使儒家的大学之道融入现代大学之道。

论《新五代史》的“廉耻”观

《新五代史》阐释了五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即"廉耻"的缺失,其"廉耻"观是以耻为核心的,这一价值观体现了深厚的儒学背景,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政治意义,是个人、政治和国家存在的软基础。对"廉耻"观的易理推求,进一步从易理的两分性、统一性和变易性来认识"廉耻"观在《新五代史》的体现,这决定了《新五代史》的体例和史论,并体现了宋代经史合流的学术特征;《新五代史》的"廉耻"观反映了历史著述的"当世"价值和著者的"心术",欧阳修认为,五代士人无"廉耻",轻节义,这有助于以儒立国的宋代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对于宋代斯文之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五代史》的理性与价值

《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主要在于其理性和价值。欧阳修对《周易》和《春秋》的认识分别体现为《新五代史》的理性和价值,这种《周易》易理和《春秋》大义的结合,使理性通过价值具有道的正义性,而价值通过理性体现为至上性,二者关系是理性决定价值。《新五代史》理性和价值在学术上的纵横维度表明,其虽具有宋学的特征,但与理学尚存一定距离。

“见其礼而知其政”:从周公制礼到秦行郡县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古文明绵延不绝。这一特殊性的历史发展路径,可以从“礼”与“政”的关系来探讨:独特农耕文明孕育出的礼制,不仅有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同时也为集权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周公制礼和秦行郡县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制度设计,塑造了中国古代的基本国情:周公制礼的目的在于建构出一个礼乐文明,但也遗留了差等社会,经过战国变法,这一秩序的建构由以“人”为逻辑的礼制升级演进为以“事”为逻辑的法制,为秦统一提供了新的治理方案——郡县制。礼反映了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成熟国家的社会关系,而法反映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集权国家的政治关系,二者相同的一面又体现了中华文明演进的内在延续性。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表明,礼与政的关系不仅具有共时性的反映关系,也有历时性的因果关系,礼对于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制度和道路模式的选择影响深远。

从清代朝野关系看乾嘉学派与桐城派

乾嘉学派以年号称派,桐城派以邑立名,二者名称潜在地蕴含朝野关系的对应性。从朝野关系视角看这一文化现象,既有助于探讨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发生、关系及其演进,也有助于厘清有清一代学术发展的基本理路。二者发生,是朝野互动的结果:乾嘉学派的形成,离不开清廷"稽古右文"政策的推动,使汉学、汉学者由"野"入"朝",并彰显了时代特征。同时,在朝廷屡兴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下,桐城派的建构集成了乡邑、家学、师承等文化因子,突出了教育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民间特色。二者在清代学术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因朝野关系变动以及西学东渐,特别是影响清代学术文化的结构由朝野关系向中西关系转变中,中国文化发展出现了新动向。

“维制”与宋初政治格局

宋初惩唐末、五代之弊,以维制思想立一代兵制和官制,从而在政治制度上为宋初构筑了维制的政治格局,重建国家和社会的秩序,促进官僚体系的发展,加强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并给边疆形势和政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五代官学考论

五代官学在唐宋之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五代国子监的演变及其文化职能的突出,表明国子监在五代主要扮演文化的角色;而唐代中央官学———六学二馆在五代的存废,则进一步体现了五代官学日益趋向公共的特征。以上这些变化表明五代在唐宋官学转型、文化重心的移易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

戴名世与清前期文化政策

戴名世因《南山集》案彰显悲情的一生。其实,探究戴名世的字号、文章及交游发现:此案发生的必然性在于,戴氏作为士人的一个代表存在着对朝廷的认同问题,而这在清统治者看来是不可容忍的。康熙帝处理此案采取了高压与怀柔并用的手段,这并不违背"稽古右文"以集大成的文化政策。历经此案劫后,清代士人群体特别是桐城籍士人,及时调整了与当朝的关系,消解夷夏之别的文化隔阂,彰显古文经世致用的现实功能,不仅使大部分士人割断了与前朝的联系,而且也促使桐城派的产生,进而"北方之强"与"南方之强"在有清一代中奏出具有总结和整理特色的文化强音。戴名世作为使桐城籍士人以古文与当朝建立的关系转折性的人物,显然,研究桐城派不可绕过戴名世,更不能忽视清前期的文化政策。

道与道统:《新五代史》的双重关照——《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

受韩愈的影响,欧阳修《新五代史》有道和道统的双重关照。探讨《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经论"、"史论"和"政论")关系,可知"经论"体现了欧阳修对道与道统的基本认识,是《新五代史》史论阐发的义理根据;"史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直接相关,而《新五代史》成书较晚,其史论基本上可代表欧阳修的史观;"政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相通,使《新五代史》体现了当世性。《新五代史》折射出欧阳修及其时代的学术和政治,也使欧阳修成为唐宋时期道和道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都超出了五代之外。

三教共相:宋代皇帝气象——以《宋史》本纪为中心的考察

"本纪"对于解读正史所反映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宋史》本纪记载皇帝气象具有三教共相的特征,反映了宋代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特质:帝诞气象的三教交融,拓展了皇权的文化基础;皇帝个体、群体素质及其家国政治气象的三教合一,表明君主集权政治的加强。三教共相作为宋代政治文化的展现形态,其中蕴含了宋代之所以为宋代的主要原因。

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制度设计

自三代始,迄于近代,上下四千年。其间,制度设计之事,史不绝书。然而,择其具有原创意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制度设计,主要有三次,分别出现在周代、秦朝和近代。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古代制度设计权属于王和圣,虽为价值有涉,但也使"天下为家"体现出"天下为公"的理想。前两次制度设计以家天下政治为核心,先后形成了王制和帝制的模式;近代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制度设计,效仿法、美模式,开启中国民主制度的先河,奠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方向。从历史背景、设计者及思想来源、系统性、创新性、本质性和对外影响来比较,三次制度设计既有相同性也存在着本质差别。三次制度设计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重要影响,可以作为中国历史上时代划分的标志。三次制度设计皆发生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启示和借鉴。

以“问”观“学”论

人的社会性决定人与客观世界的交流形式,而“问”作为揭示客观世界的一种方式,在人的成长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问”也是人们探讨学问的主要手段,“问”既可以观被问者之学,也可以观问者之学。而从师生关系角度看,依据学生的“问”,不仅能看出学生的材性和禀赋,也能看出学生的思维特征和心理倾向。通过“问”可以发现学生的个体特殊性,这是进行针对性教育的基础。“问”与“学”具有一致性,以“问”可以观“学”。在大学教学中,“问”作为师生之间探讨学问的一种途径,可以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在信息时代下,依据以“问”观“学”的理念,可以建构出多样的师生关系和丰富的教学方式,达到以问育人和培养现代文明人才的目的。

虚文政策与五代时弊的扭转

五代的文化政策历来不为史家所重视。事实上, 五代虽重武, 但亦有文事。不过, 五代对文化所采取的虚文政策, 虽然反映武人政治对文化的态度, 但从长远的角度看, 由于在这种政策下实行了一些文化措施, 使儒家文化通过科举的提升和官学中雕版的传播, 不仅没有在五代废绝, 而且对五代时弊的扭转和宋文化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