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中一般人格权的历史沿革及类型化考证

一般人格权作为一种发展性的权利,经历了从古罗马法到近代大陆民法,再到现代世界民法的漫长历史演变过程,已经成为实证法中不可或缺的权利。由于一般人格权不具有封闭性,无法通过抽象概念的形式进行涵摄,在各国民法中呈现出碎片化的样态。因此,在《民法典》视域下,可以从价值法学的方法论出发,通过类型化的方法对社会新型的人格利益予以规整,进而判断它们能否被纳入一般人格权的范畴。因篇幅有限,本文仅以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受教育选择权作为例证。

非法人组织的困境及其法律地位

非法人组织大量地客观存在 ,它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并事实上以自己的名义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然而传统民法并不承认非法人组织具有法律人格。赋予非法人组织享有法律人格 ,独立地参与民事交往和诉讼活动 ,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法权要求。在民事立法上 ,适宜创立“次法人”制度 ,确立其在经营中的有限责任和破产后成员无限责任的承担机制。

职业化与高校教学理念的革新

面对职业化改革趋势 ,高等院校的教学的原则、模式和方法势必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以适应职业化改革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为此 ,高校教学应坚持思想性原则 ,设置旨在培养学生从事相关职业应具有的思想品格的课程 ;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强化知识型教学方法和实践型教学方法。

业主权概念及其法律化

界定“业主”、“业主权”的内涵,并阐释业主权与相关权利如小区内的一般所有权、居住权、承租权、典权以及小区外的所有权等之间的关系,继而提出“业主权”法律化的初步设想。

回归习惯法视野的典权制度与物权法定

典权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不动产物权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典制长期作为民间习惯法制度广泛流传、沿用,直到《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编的颁布施行,传统典制终于完成向近代典权的历史演变。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典权在我国大陆地区再次沦为习惯法制度,新颁布的《物权法》依然没有对其予以规定。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如何对现实生活中的典权关系进行调整,文中认为不能否定典权,由其他物权或债权制度替代,可以通过物权法定缓和之运作,将典权作为习惯法上的物权予以承认,并继续交由习惯法调整。

习惯自在调整与习惯的法律化

传统习惯在社会制度构造中一般有"习惯自在调整"和"习惯法律化"(包括"认可式""嵌入式"两模式)两种形态。基于国家法调整的限度,"习惯自在调整"模式拥有充实的社会基础。传统社会向来重视"习惯自在调整"模式对民间社会秩序的维持作用。这一模式饱含着诸多有益于当代社会主体私权保护的优异品性,蕴涵着"法律伦理主义"的价值取向。当然,中国古代依赖血缘组织的特有社会结构表明,社会调整既需要习惯自在调整,也需要习惯的法律化。"习惯法"和"嵌入式"的"习惯成文法"等两种习惯法律化模式,既能够表彰习惯的法律意义,使得法律制度认同、融会优异习惯规则,又符合现代社会的快节奏行动模式和法治化的体制要求。

恶意失权规则的价值分析

物权的变动只有经过公示程式,才具有对社会的公信效力,交易安全方可得到确实保障。现行的善意保护规则虽然可以暂时性地弥补公信力的不足,但终究不是法治国家之恰当选择。当然,采纳能够有效保证物权变动公信力的物权行为无因性规则,并非没有限度。不过,缺憾的存在并不可怕,我们可以通过造就恶意失权制度,以矫正物权行为无因性规则的缺陷。

法人所有权与公司人格完善

法人所有权是公司法律人格的核心要素,作为公司人格核心的法人所有权的法律设置又是商品生产交换条件的法权要求。反之,法人所有权的缺损,则会引发“公司人格否定”机制的运作。而以“法人财产权”为基础构造的公司人格体制,因为法人组织体缺乏独立的财产所有权,在现实的运作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制度缺憾。创建公司法人所有权与公有制并存的“双重所有权”体制,既有利于健全公司法律人格,也可以满足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需求。

中国民法现代化的发端及价值选择误区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商品生产交换领域的拓展、西方民法理念的冲击、对司法主权之渴望及民主政治体制的创建,为中国民法现代化的发端创造了充裕的条件,并由此掀开了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起始一章。不过,中国民法现代化起始阶段,由于受西方“权利社会化”思潮的影响,民法制度的价值选择不恰当地定位于“社会本位”之上;同时,受这一时代西方社会的“法典化”现象影响,民法制度的创制又过分强调了“法律移植”的作用和“制定法”的地位,而忽略对自身传统民法文化的承继和对善良习惯的汲取。

全球化与法律发展的价值选择

全球化浪潮使得商品生产交换条件遍及全球,为法律的共同性因素的增长起到了奠基作用;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律文明,伴随其经济、政治的扩张和“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推行,逐渐构筑起“法律殖民主义”的巢穴。因此,在全球化现象面前,我们一方面要把握住法律发展的共同性因素,创制顺应全球化社会生活条件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则应依据主权原则认同国际交往规则,防范“法律殖民主义”陷阱和“法律全球化”思维误区。

民国初年遵从民商事习惯风格之考证

民国初年国家的立法机关能自觉认同民商事习惯的法律价值,审判机关则时常援用民商事习惯进行司法活动;北洋政府司法部曾根据审判官员的呈请,组织多方面力量对民商事习惯进行过广泛的调查;民初还形成了关注民情风俗的社会风尚。民国初年遵从民商事习惯的史实,实则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初期“关注社会生活”的理性表达方式之一。

中国民法现代化历程中的三个误区

清末民初开始的中国民法现代化历程,在确立平等、自由、秩序等现代民法精神,构筑当代民法制度发展基本脉络的同时,尚存有一些遗憾与不足,以下三个历史误区更值得关注:民法现代化初期的民法价值理念,不恰当地追随了西方的“权利社会化”思潮;民法现代化历程始终未能摆脱国家本位主义的阴影;民法制度的创制过度突出了“制定法”地位与“法律移植”的作用。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这一百年的民法现代化历程之得失,以期重新展望、描绘更为美妙的民法现代化图景。

遵从习惯是一种理性思维方式——我为何提出“习惯法权”概念

在社会学视野中 ,将习惯视为与国家法并列的“民间法”。其实 ,“习惯”乃是物质生活条件中生存并制约着法律创制 ,具有民族特性的“法权关系”。遵从这种“习惯法权”实则是一种“恢复理性原本意蕴”之真实的理性思维方式。权利确认的逻辑告诉我们 ,国家欲颁行“良法” ,就必须关注并遵从具有“先在性”意义的“习惯法权”。

传统“德治”与现代法治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法律制度、法律观念和文化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立法、执法和人们的法律心理、行为。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律思想和文化的态度上，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①社...

唯物史观与中国当代民法实践

唯物史观关于法律受制于物质生活条件的观点是评价民事立法成败、衡平民法"移植"限度的基本标尺。唯物史观影响着司法改革的方向,引领着司法观念更新的路径,并可以有效地防范民法学术研究中"西方话语"泛化之现象。民法实践中时而出现的与国情不相吻合的规范、背离生活的"机械司法"以及学术研究中的"主观臆断",事实上与相关主体忽略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有着一定关联。当代社会以市场经济、全球化为载体的经济结构已广泛构筑,并阐发大量直接制约民法价值取向的法权关系。当下的民事立法、司法及民法学研究更应自觉遵循唯物史观,主动适应变化着的以经济结构为重心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传统习惯调整模式与民法制度构造

习惯在社会制度构造中一般有"习惯法"模式、"习惯成文法"模式和"习惯自在调整"等三种模式。中国古代依赖血缘组织的特有社会结构,使得"习惯法"模式拥有强烈的磁性;而"习惯成文法"既能够融会优异习惯规则,又符合快节奏行动模式和规范化的体制要求;基于国家法律调整的限度,传统社会向来重视"习惯自在调整"模式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作用。三种模式在传统社会调整方式演变及法律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历史联贯性,形成多元并存的结构。这些调整模式饱含着诸多有益于市民社会私权保护的优异规则,体现着实用和亲民的可贵特性,更蕴涵着"法律伦理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剔除这三种模式的历史惰性的基础上,保持其独特的法律调整和习惯调整并存结构,将对当代民法制度的发展具有深邃价值。

建构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义、内核及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治化营商环境通常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社会经济交往中,通过有效的制度,严格规范的执法,公正严明的司法,对市场主体人身、财产权益实行全面、平等的保护,对市场管理行为实施有序的制约,并将社会经济交往的主要环节纳入法治化轨道,进而形成的公平公正的社会经济交往的制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法治氛围及社会意识。

《物权法》的法理学解读

从价值层面看,《物权法》充分体现了党的新时期方针、路线和新修正《宪法》精神,以人为本,关爱民生,其颁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物权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健康、有效发展的基本指导规则之一;物权法颁布,还使得我国财产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基本上得以建立。从技术层面看,《物权法》又有诸多规则上的困惑,由于未确立一个统一的、逻辑严谨的物权变动模式,极易导致交易行为及裁判行为的困惑;《物权法》关于"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定,未能表达"业主权"的内在机理,其不当之处显而易见;此外,《物权法》对社会生活条件下主体的诸多法权要求及成熟的理论遵从不够,特别是对民族性特质的法权关系缺乏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