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生态效率时空演进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4—2018年中国东部沿海9个省份6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东部沿海城市群生态效率的时空演进和内在联系进行了研究,并使用面板Tobit模型对城市生态效率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整体上,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生态效率前期下降后期波动,综合效率仍有31.2%的提升空间,生产效率区域间差异趋向收敛,环境治理效率出现明显的城市群间分异,综合效率主要受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在生态效率的时间演进上,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呈“U”型,山东半岛城市群呈倒“U”型,长三角城市群缓慢下降;在空间演进上,标准差椭圆和生态效率的空间演进都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影响因素上,经济密度和科技水平会对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产生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综合效率存在负向影响,产业结构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区位因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新疆县域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

文章以新疆88个县域单元为例,基于PSR-TSEE评估框架,探讨2000年、2010年、2018年新疆县域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时间变化上,新疆县域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脆弱性整体呈现连续下降态势,各子系统脆弱性变化呈现波动特征,其中经济子系统脆弱性最高,生态子系统脆弱性最低,社会子系统脆弱性呈不断下降态势。空间变化上,新疆县域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分布呈现“西南高-北部低”特征,其中生态子系统脆弱性呈现“东南低-西北高”特征,经济子系统脆弱性演变格局逐步由全域分布向“南高北低”变化;各子系统脆弱性耦合度较高,各县市协调度差异较大;各县市系统脆弱性具有空间自相关性,相关度略有提升。阻碍新疆县域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脆弱性下降的主要因素为人口密度、单位耕地化肥使用量、城镇化率等,处于不同脆弱性分区的县市,其主要障碍因子及影响程度略有差异。社会经济生态基础条件、旅游业和农业发展是影响新疆县域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因素。

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特征及其对城镇集聚的影响

在研究天山北坡经济带2000-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集聚基本特征基础之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对该地区城镇集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天山北坡经济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各县市分布相对集中于区域中心城市,呈现明显的"序位-规模"分布,具有行政区经济的特点,政府主导度与投资集中度成反向关系;(2)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集聚过程首先以经济集聚和土地的非农化过程为主,其次是城镇人口的集聚,最后是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3)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政府行政力是推动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集聚的重要力量之一,其对行政级别越高,工业化水平越高城镇的集聚作用更强;(4)不同时期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对城镇集聚的作用效应并不相同,初期投资主要促进城镇人口和空间规模的扩大,对城镇经济集聚作用较小;末期投资对城镇经济集聚、人口与空间规模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社会人均基础设施及生活水平有较小的负作用。

中亚制造业发展的空间差异与结构特征

中亚经济地理是世界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疆的向西开放战略起到基础支撑作用。制造业布局是中亚经济地理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中亚五国制造业发展的空间格局和结构特征进行初步分析。结果表明:中亚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其发展制造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受前苏联推行的"劳动分工"政策影响,中亚五国的制造业结构相对单一。独立后五国的制造业在经历初期的衰退后开始发展,产业多样性有所增强,但由于能源产业的迅速发展,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大幅下降,由1994年的53.6%降至2010年的约30%。制造业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呈现以下特点:制造业空间分布不均衡,哈萨克斯坦制造业在五国中占具核心地位;哈国内制造业空间分布也呈现"东高西低"的不均衡分布格局;五国制造业有进一步重型化趋势;轻工业整体发展稳定,部分国家轻工产品依赖进口;制造业发展依赖外商投资和技术支持。

新疆兵地融合研究综述与展望

兵地融合是兵团和地方发挥特殊作用的重要途径,是党中央从战略全局作出的重大部署,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兵地融合发展至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研究兵地融合对维持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收集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少、研究领域不集中的现状;以收集到的兵团网兵地融合专栏的文章为文本,利用ROST Content Mining6软件对其进行文本分析,通过词频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发现兵地融合民生领域关注高。结合两种分析方式的结果,总结得出兵地融合的主要研究主要分为经济领域、城镇化领域、农业领域、社会民生领域,兵地融合未来研究应与现代化融合,并开拓新的融合领域。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乌鲁木齐城市扩张特征与时空驱动因素分析

新时代我国城市发展内外环境明显变化,城市扩张特征和驱动机制也呈现出新特点。以乌鲁木齐市为例,描述1990—2018年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研究扩张时空机制,重点分析2010年以后扩张新特点。结果表明:(1)乌鲁木齐建设用地由1990年的84.37 km^(2)增加到2018年的361.91 km^(2),城市形态由南北带型演变为"T"字型结构,城市形态空间紧凑度逐渐下降;城市扩展速度稳定,扩展强度逐渐加强。城市扩张的"核心-边缘"结构经历"增强-减弱-增强"的时空变化过程。(2)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时间维度主要受人口规模、产业规模和政府推力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作用最大,产业规模中第二产业作用略高于第三产业作用效果,2010年以后,政府推力对乌鲁木齐市城市扩张产生加速作用。(3)空间维度来说,交通类和商业类空间要素是驱动城市空间扩张的主要因素,随着时间推移,城市扩张的空间动力由少数关键因子驱动转变为多因子共同驱动。

自然遗产地生态脆弱性分析与评价——以托木尔区域为例

以托木尔区域为研究区,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结合生态环境特征,选取分离度、分维数倒数、破碎度、植被覆盖指数和土壤侵蚀指数作为评价指标,探讨各景观类型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的空间分异规律,并依据生态环境的脆弱度等级结果进行区划。结果表明:(1)依据研究区海拔、坡度值划定地貌特征区,包括极高山、高山边缘区,南北部中山区,红层地貌区和南北部低山丘陵区;(2)建设用地的分离度最大,各景观类型的分维数倒数值差别不大,低覆盖度草地破碎度、景观类型脆弱度最大;(3)托木尔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指数具有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指数空间表现为"北低南高"的趋势,自然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高脆弱度区域(7～9级)的主导干扰因素;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于生态环境中脆弱度区域(4～6级);影响低脆弱度区域(1～3级)生态环境脆弱度的主要因素是人类活动;(5)根据研究区内生态环境脆弱度值,结合当地自然特征、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研究区可划分为保护区、限制开发区和可开发区,并对其实施差别化的政策管理与保护措施。

基于网络DEA的中国省域水资源效率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选取含有非期望产出的SBM网络DEA模型,测度我国2004—2018年各省份水资源综合效率,并分解为生产效率和治理效率,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水资源效率的影响因素。论文研究发现:我国水资源生产效率高于治理效率,治理效率是影响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时间上效率变化以2012年为拐点呈“U”型变化趋势,空间特征东中西差异显著,南北差异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用水结构是效率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产业结构因子作用具有空间差异性。影响生产效率的关键因子为二产比重,影响治理效率的关键因子为用水结构、水资源禀赋和空间集聚。未来应发挥技术水平和跨区域合作在提升治理效率方面的优势。

多民族聚居城市基础教育设施布局特征与社会空间差异研究——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以乌鲁木齐市为例,分析了多民族聚居城市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布局特征,并采用社会区分析和多因子相关性检验,研究教育设施布局的社会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乌鲁木齐市教育设施布局呈现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多数学校集中在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扇面分析发现,教育设施以北偏西方向布局为主,教育设施布局沿城市发展主方向拓展.教育设施可达性和数量总体上与城市人口密度相协调,但存在一定空间错配.汉族和维吾尔族聚居街区可达性较高,哈萨克族和回族聚居街区可达性较差,就学人口与可达距离和学校数量负相关.按社区类型分类,工业型街区公办学校数量远低于近郊街区;高社会经济等级街道可达性最短.

村镇规划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索——以财经类高校农村区域发展专业为例

村镇规划课程是我国农村区域发展本科专业高年级一门重要的实践课程。本文通过对全国该课程的开设情况分析，发现在财经类高校的农村区域发展专业中，该课程的开设有专业师资不足、课程体系不适应学生知识结构等问题。在教学改革中，将模块化教学引入该课程教学和体系建设中，取得一定效果。

疫情时期下的新疆旅游电子地图设计与制作

疫情期间如何通过旅游电子地图的形式,实现景区、景点的地图展示、位置信息查询和旅游线路规划,保证公众通过互联网络进行线上旅游体验,是公众的迫切需求。本文基于新疆旅游资源数据,通过核密度空间模型,分析了旅游资源的空间集聚特征;根据旅游资源中景区、景点的资源禀赋特征,进行景观美学价值重要度评估,实现旅游景区、景点的美景度分级;运用电子地图制图的理论和技术,根据旅游资源的空间集聚特征和景区、景点的美景度特征,深入探讨旅游资源电子地图的多尺度分层、符号注记设计、色彩渲染原则,提出新疆旅游资源电子地图的制作流程和方法,试图通过科学的分析进行地图要素的分层显示,为后期电子地图系统的制作提供理论研究依据。

乌鲁木齐市居民出行行为的空间特征和碳排放分析

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从微观机制探讨城市空间结构、居民出行行为和碳排放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用2011年乌鲁木齐居民出行日志调查数据,在分析居民基本出行特征和通勤空间特征的基础之上,探讨了不同城市空间的居民出行碳排放的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乌鲁木齐市居民出行以通勤类出行为主,居民出行在空间上存在差异性,内城中心区和郊区卫星城人均出行次数高于其他区域。城市南、北发展不平衡对郊区居民出行产生影响。②乌鲁木齐市居民通勤的实际平均出行距离为4.9 km,相比于东部大城市具有通勤距离短而通勤时间长的特征。通勤距离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由内向外递增趋势。③2011年乌鲁木齐市居民日常出行人均直接碳排放量为682.95 g,居民日常出行碳排放表现为中心区和卫星城的低碳化、近郊区居民中碳化和远郊区居民的高碳化。

新疆天池景区生态安全度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机制

本研究基于2000、2010年新疆天池风景名胜区的TM遥感影像、2000-2010年新疆统计年鉴、野外实地调查等数据,构建研究区的景观生态安全度,采用ESDA、半变异函数空间分析、逐步回归等方法,分析各样点景观生态安全度的时空演变特征,探讨导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2000-2010年,高景观生态安全度范围由南向北转移;中景观生态安全度区域由南北向中部集中;低景观生态安全度呈现由南向北扩散的趋势。②景观生态安全度全局空间自相关较显著,随时间演变,空间集聚水平降低;局域空间自相关呈现集群分布向随机分布转变的趋势。③变程范围内,景观生态安全度值的各向异性与弱空间相关性特点是结构性因素和随机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经度、纬度、海拔因子对景观生态安全度的影响显著;放牧、旅游以及政策活动影响景观生态安全度中小尺度格局,对景观生态安全度的演变有重要影响。

干旱区高山湿地生态风险时空变化——以巴音布鲁克自然遗产地为例

以2000年和2010年巴音布鲁克自然遗产地TM遥感影像、巴音布鲁克气象站2000—2007年降水、气温数据,建立生态风险指数,比较分析2000年和2010年生态风险区的时空演变特征,定量分析生态风险区变化的距离及方向。结果表明:1 2000—2010年,研究区高覆盖度草地面积变化幅度最大,减少了39.63%,平原旱地、河沼、高覆盖度草地的分离度增大,中覆盖度草地抗扰度增加;2研究区平均生态风险值随时间变化逐渐降低,约4成面积的生态风险略有上升;3高生态风险区由单中心集聚向多中心分散变化,面积变化由差异化向一致性转化;各生态风险区重心变化强烈,由东北方向向西南方向转移,方向角度变化最大的为高生态风险区;4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影响研究区的生态风险变化,气候变化导致局地景观格局和物种生境发生变化;人类活动影响景观格局的分布,并在短时期内影响动植物的生境以及景观格局。

中亚五国资源环境承载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性分析

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有效协调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中亚五国是支撑"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本文建立双系统评价模型,分析中亚五国独立后资源环境承载和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与系统耦合协调特性,结果表明:1)资源环境承载水平,哈、塔、吉三国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哈国和土国较高。1990-2017年,五国双系统变化总趋势呈现反向变化趋势。2)五国资源环境承载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3-0.8,处于轻度失调衰退型至中级协调型之间。空间差异呈现哈国水平最高,塔国最低状态;时间演变上,五国耦合协调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且耦合度较高,协调度较低。3)五国的资源承载和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类型均未达到良好匹配。塔国和吉国属于经济明显滞后水平,哈国和乌国由经济滞后向资源受损型变化,土国变化较大,由经济滞后向资源受损型变化,且滞后程度不断加深。4)20世纪90年代,中亚五国经济衰退直接导致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减小,在资源环境状态任然缓慢恶化的情况下,资源环境承载总体水平有所提升。总体来说,五国之间双系统影响机制具有显著空间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