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批评观

我曾畏惧文学批评。我总感觉文学批评似乎很容易,但又过于困难。说容易,是因为文学批评似乎毋庸劳神苦干,而是可凭第一感觉,顺手而至。若无敏锐的文学感觉,又忽视学养的积淀,文学批评虽容易做,却也容易“油滑”。说困难,是因为好的文学批评需要灌注整个世界观,并在这一世界观的基础上生成一种敏锐而独特的文学眼光。

工人业余话剧与“进京”的文化政治——改革肇始之际的《于无声处》

1978年底,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组织工人创作、排演的业余话剧《于无声处》产生重大影响,它要放在“工人文化宫系统”的文艺生产传统和制度背景中来理解。作为工人业余话剧,《于无声处》的群众性、业余性在其最初公演时便被识别、定位和提炼,从而获得“表达人民的愿望,显示人民的力量”的政治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于无声处》进京公演,直接参与到改革政治的开启过程中,我们需要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与政治中的两种“进京”的历史脉络来分析和把握。

叙述的“后退”——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到《材料与注释》

对我来说，从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被公认为“完成了当代文学‘评论’向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刻转移”．推动了…当代文学’学科从幼稚逐渐地走向成熟”①的时候开始．洪子诚及其历史叙述就凝结为一个高密度的历史节点。这个高密度的历史节点．既连接着中国当代文学编纂史．更折射着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洪子诚及其历史论述就构成了必然要分析的历史对象了。

文明的自觉、联合与抵抗——“文明的冲突”境况中的张承志

冷战终结之后,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作为解释新的全球化图景的理论范式,其所包含的世界史叙事,对伊斯兰文明的历史偏见和对种族问题的保守态度,即便在中国亦激起重重回响。"文明冲突论"某种意义上预言和表述了当代世界的新的危机,张承志身处其中,以文学的方式,对此进行持续回应。他从对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双重自觉出发,坚持"文明内部的发言"的原则,捍卫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独特性,又战略性地从"文明的联合与抵抗"的角度,以文明为主体,提出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联合起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构想,这种构想既通过重构世界史所导引,也有其历史和文化基础。

阿Q的新变与低调的启蒙——改革初期跨媒介视野中的三个“阿Q”

在"五四"和鲁迅的时代,阿Q或许是从启蒙主义出发塑造的最为典型的被启蒙者形象,他象征了启蒙主义视野下典型的国民性。在改革初期,新启蒙主义伴随着"伤痕"潮流兴起,它通过将"新时期"叙述/想象为新的"五四",重新高扬人道主义和主体性话语,重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迅速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富活力、最具影响力的思潮。①特别是围绕着1979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1981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而开展的隆重活动和广泛宣传.

试论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性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下,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构成了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与独特性的基本因素。从文学出版、文学创作者和网络文学等方面的数据来看,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短时间内拥有了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舵”与“锚”,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方向和独特形态,给予作家基本的文学自信心,使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始终是现实主义的和雅俗共赏的。我们可以从“制度性文学”和“弥漫性文学”的概念出发,来理解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的原因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性。

作为起源的“漫长的90年代”:“80后”的代际视角

“90年代”的历史起点是由一系列事件塑造的: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开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化大潮。“90年代”一直延续到2008年左右,故可称之为“漫长的90年代”1。“漫长的90年代”接续了汪晖所论的从1911到1989年的“短20世纪”2。

新南方写作:地缘、文化与想象——第十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尊敬的各位师友,早上好!初夏好风习习,八桂文学楚楚。咋天刚刚开启广西名片的新名片漓江文学之夜,今天早上又续上中国青年文学的品牌论坛,欢迎大家参加第十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尤其欢迎王军副馆长、蔚超主编率领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不辞劳苦远道而来。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与会的嘉宾(略)。先请大家看一下三分钟短视频,回顾“今日批评家”论坛(播放视频)。

“当代文学”与社会流动——以陈忠实为例

陈忠实的文学经历表明,从“十七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当代文学”承担着辅助社会流动的功能,这一功能是城乡壁垒高耸、社会流动有限的外部条件与具有高度组织化和中心性特征的文学体制的内部条件的共同作用之结果。这一功能的承担依赖特定制度的支撑,即由群众文化系统和文联-作协系统上下衔接共同铺就的制度阶梯,为部分农民业余作者成为专业作家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当代文学”是作为社会建制发挥作用的,它镶嵌、交织在这一时期的宏观社会结构和诸种具体的社会制度之中。我们可以在文学与政治的坐标系外,继续从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出发理解“当代文学”,从而整体性地把握它的历史性、独特性与复杂性。

文学广播与新时期文学的传播与转型——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为例

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主流一致,关于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机制的研究虽已非常丰富,但主要是关于印刷媒介的研究,如报社及其报纸、杂志社及其期刊、出版社及其出版物等方面的研究。随着近些年跨媒介研究和听觉研究的兴起,其他媒介形式也越来越被关注并引入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试论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性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下,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与独特性的要素。所谓“文学人口”,可以粗略地理解为文学读者和作者的总称。本文将首先估计中国当代文学人口的粗略规模,之后对这一规模所内涵的意义与形成的原因展开初步探讨。从文学出版看中国当代文学人口的粗略规模中国当代文学拥有多少文学人口?这是一个难以精确计算的问题,我们只能根据不同时期的文学出版和文学创作者的情况来获取大致的历史感知。

作为“新群众运动”的“新时期文学”——重探“新时期文学”的兴起

从"新群众运动"的角度出发,可以整体性地解释"新时期文学"的兴起,以及"新时期文学"与1950—1970年代的关系。在改革初期,"新时期文学"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本身被理解和体验为一场"运动",而由于文化馆系统的深度介入和群众性参与的巨大规模,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是一场"群众运动"。但相比于1950—1970年代的群众运动如新民歌运动,"新时期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动员方式主要属于"非支配性动员",因此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是"新群众运动"。从"新群众运动"的角度理解"新时期文学"的兴起,提请我们重新思考1980年代与1950—1970年代的连续与断裂的双重关系,也提请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群众”的再想象与改革寓言的生成——重述乔厂长的故事

蒋子龙的乔厂长故事已被公认为改革寓言。它呈现了改革初期所弥漫的一个前提性的想象/预设:人民群众遭遇了"社会主义精神"危机,处在一种"政治衰老-精神萎缩"的状态。基于这种"群众"的再想象,乔厂长作为"社会主义新人"被塑造出来,他与1950—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谱系学联系,提示了改革时代与1950—1970年代的复杂关系。也是基于这种再想象,乔厂长将肯定群众参与的反官僚主义置换为提高经济效率的反官僚主义,从而导致等级化的官僚制的支配。乔厂长最后"治愈"了工人群众的"精神萎缩",却强化了他们的"政治衰老",由此出发,"乔厂长的故事"开创了崭新的改革叙事的模式。我们需要超越"乔厂长的故事",重新书写我们时代的改革寓言。

新时期文学在基层——兼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基层研究

在县一级的地方基层,新时期文学主要通过群众文化体制中的县一级文化馆进行具体组织和开展,县一级文化馆所创办的文艺刊物则是承载基层的新时期文学的主要阵地,其所发表的作品大多具有"向心性"写作和"模仿性"写作的特征。个案研究证明,或可将新时期文学研究视野拓展至基层,使基层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并以基层为方法,自下而上地继续探索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更多可能性。

“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法——历史与现实中的青年问题

新文化运动时期,"新人"即"新青年","新人"的抽象普遍性由"新青年"的革命性所激活、再造和现实化;"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法得以生成,这既是主体性生产的辩证法,也是创造新政治的辩证法。在革命年代,"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法表现为先锋队与主力军的关系;改革初期以来,二者的典型形象分别蜕变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昭示着"新青年"与"新人"辩证法的转变。在"中国道路"的新时势中,当代青年再次展现出清晰的主体性,他们拥有强烈的劳动者意识、国族意识和文明意识,标志着"新青年"与"新人"辩证法的再造。

作为起源的“九十年代”——一种80后的视角

80后作家双雪涛的代表作《平原上的摩西》,以多重第一人称的交叉叙事讲述了一个悬疑故事。这是两代人由不同的时间起点出发最终交错在一起的故事。其中一个起点是1968年,庄树和李斐(两人均生于1980年代)的父亲都是红卫兵,庄树的父亲在抄家时把庄树外公的同事打死了,而李斐的父亲却无意中救了庄树的外公,后来,庄树和李斐成了青梅竹马。

刘墉:写作的流变 畅销的尺度

很多大陆读者认识台湾作家刘墉是因为他的散文和随笔,其实,刘墉一直还坚持着关于画论、画法的理论写作。而近年来,他最常见的身份是画家。上世纪90年代,台湾作家刘墉曾在大陆风靡一时。在他的作品中,《萤窗小语》《点一盏心灯》《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所选文章短小华丽,抒发感悟常借一草一叶,低吟浅唱缘于一语一事,这种淡然而又通俗的人生感悟,吸引了无数懵懂的青少年;而《我不是叫你诈》《人生的真相》《冷眼看人生》等作品。

写实的政治与改革的危机——从新写实小说的“厕所”书写谈起

新写实小说的历史贯穿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转折期。1986年方方在丁玲创办的《中国》上发表《白梦》，可算是新写实小说萌动之时，而恰从此时开始，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系列后果也逐渐呈现：国家整体经济处境面临困难，人民因生计日艰而不满，社会和大学开始波动，这一切最终爆发为一场震动性风波。

文学习性、情感政治与两种“读者”的互动——重审《班主任》《伤痕》的发表过程

《班主任》和《伤痕》的发表标志着伤痕文学的涌现,而伤痕文学与改革政治的关系也系众所周知。我们可以尝试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基本政治机制--党群互动--来理解伤痕文学的发生与改革政治的生成。《班主任》和《伤痕》的写作、发表与经典化过程贯穿着党群互动的微观运作。这种微观运作以一种特殊的“文学习性”为主体性条件,这种文学习性表现为作家对政治变动高度敏感、深谙文学-政治的直接转换关系并自觉主动地扮演这一转换关系的中介;其具体运作过程则体现为以情感政治的方式生产包容性的“伤痕”情感,因而区别于苏联解冻文学中的疏离性的“解冻感”;最后,文学领域中的党群互动关系的重建,修复了作为制度的“读者”与作为群众的“读者”的代表性关系,这也是《班主任》《伤痕》产生广泛影响并得以经典化的基本条件。

知识分子如何“大写”?——《灵与肉》及其周边

从张贤亮的《灵与肉》出发,可以窥探到"新时期"意识形态重建知识分子主体性与合法性的诸种方案。小说中经受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许灵均先后被树立为"爱国者"和"劳动者",而对许灵均形象的批判则试图重建知识分子"启蒙者"的身份。知识分子在此时期的这三种常用身份策略分别与相应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爱国者"身份与"出国热"、情感政治有关;"劳动者"身份与劳动观念及其"新时期"的变迁有关;"启蒙者"身份与知识分子改造话语、新启蒙主义在"新时期"的纠缠有关。作为重建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后果,这三种身份策略也包含着相应的张力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