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的内政与外交

五四运动以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爱国精神而载入史册。五四时期的内政与外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废除而不是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外交,也是唯一的一次顶住了帝国主义列强的高压、逆反了本国政府的意图、顺应了人民意志的外交!本文拟就五四时期的内政与外交作一粗浅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评析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评析石志夫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解决中印两国关系问题的指导原则。经过４０多年中国对外关系实践和国际关系的实践检验，五项原则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人才管理

笔者近期阅读了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书籍，在深感其汪洋浩瀚、博大精深，喻至理于趣事，比大道若细物，实为为人处世、成功立德之本的同时，笔者更是不揣浅陋、异想天开，发现当今企业人才管理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异曲同工、相融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见解以及分析问题的方法对现代企业人才管理可以提供很多借鉴之处。

浅析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路线中央关于制定抗日民族斗争策略的关系问题

从一九三一年发生的日寇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起,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为止,整整经历了六个年头。在此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制定抗日民族斗争策略关系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大体上说,以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中国党的遵义会议及其稍后"八一宣言"的发表)为分界线,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王明"左"

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纪念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四十周年

今年12月31日,是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40周年纪念日.经过40年中国对外关系实践和国际关系实践的检验,五项原则巳经成为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并被普遍接受。这是周恩来总理为我国对外关系的全面展开,为国际秩序的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

五四运动与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五四运动是以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载入史册。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的爆发,是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北洋军阀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统治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的结果,是由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被其他列强"战胜国"当作重新宰割的牺牲品。

抗战胜利前后苏联对待国共问题的矛盾态度浅析

抗战胜利前后,苏联、斯大林对待国共态度,曾出现前后不一致,甚至是矛盾的现象。例如,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对待国共两党态度出现了自相矛盾情况,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一方面不断向美国表示,蒋介石是中国领袖,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另一方面,苏联报刊不断载文,批评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政治腐败,同时,又赞扬中共英勇抗战的功绩。再如,苏联出兵东北后,一方面表示遵守雅尔塔协定,执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国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对共产国际有关国共两党方针的影响

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高潮的"一二九"运动,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为独占中国加紧侵略步骤,妄图变华北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紧要关头爆发的;也是在共产国际"七大"制定的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下,在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中央关于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号召之下爆发的。"一二九"

毛泽东早期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思想与共产国际

在探讨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思想形成时,国外学者中,曾有人认为,早在毛泽东提出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之前,列宁和共产国际就有过一系列的论述和决议(如巴库会议决议)。因此说,对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影响最早的是共产国际,而不是毛泽东。也有人认为,毛泽东对中国农民斗争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背离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等等。的确,关于中国农民斗争问题从一般马列原理上提出和论述较早的,是列宁和共产国际。这对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

那个外国智囊(摘录)

本文作者埃德加·斯诺(EDGER SNOW),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他是最早到我国西北根据地访问的外国记者。一九三六年六月至十月,他不畏艰险、排除各种阻挠,到我国西北根据地(即后来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对根据地的后方、前线,中央主要领导人及普通红军战士和边区群众,进行了广泛的采访。还在保安专门访问了李德。李德当时一方面对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进行了"暗示"性的诽谤,一方面又承认"中国人毕竟比任何一个外国人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革命"。(斯诺:《中共杂记》"附《西行漫记》一九七一年修订版第四篇第六章注释三)斯诺于此行后,利用搜集到的丰富资料写了《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该书向全世界作了真实报道,扩大中国革命的影响。本篇《那个外国智囊》即为该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