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

本文基于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的理论溯源,对中国式EOD模式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进行了系统梳理。EOD模式以国际上“生态导向”的发展理念和市场化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相结合作为理论源头,理论基础主要有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理论、亨利乔治定理、公共选择理论。中国式EOD模式具有项目制、企业主体、增肥哺瘦和生态反哺的特征,核心逻辑是形成以生态资源支撑产业开发、以产业收益反哺生态修复的价值链闭环,即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与反哺。中国式EOD模式是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为缓解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压力与金融风险这一现实需求涌现出来的创新性实践探索,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路径创新。

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与绿色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本文从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出发,探究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之间的理论逻辑。新质生产力是一种更先进的生产力质态,体现为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资料改进、劳动对象拓展、科学技术进步和管理效能提升,即经济学视角中人造资本、人力资本、生态资源等不同生产要素的配置优化,核心内涵在于人力资本累积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产出的贡献。新质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都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力观为根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既指明了“绿色”是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同时又强调了新质生产力应当促进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促进经济绿色化和绿色经济化的进一步转变,是绿色发展的驱动力。同时,绿色新质生产力驱动绿色产业与生态产品第四产业蓬勃发展,应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碳减排政策:碳税、碳交易还是两者兼之?

基于动态CGE模型构建了中国能源-经济-环境政策模型,根据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的政策属性,设计了单一碳税、单一碳排放交易以及碳税与碳交易相结合的复合政策等不同情景,模拟分析了不同政策的减排效果、经济影响与减排成本.结果显示:1)碳税的GDP损失率最小,减排成本较低,但不能确保2020减排目标的实现;2)碳排放交易情景下机制覆盖行业承受的减排压力较大,受到的冲击过大,减排成本较高;3)碳排放交易与适度碳税相结合的复合政策,一方面可以确保减排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可以使较为分散的排放源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降低机制覆盖行业的减排压力,减排成本适中,是较优的减排政策.

中国地区间经济联系与区域发展驱动力分析

区域间投入产出分析最能精确刻画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彼此关联关系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源泉。依据我国宏观区域间的投入产出资料,对20世纪末各个地区产业增长的驱动力进行了判别。结果表明,经过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不同地区产业发展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市场驱动力发生了巨大变化,沿海地区大部分产业已经形成了以非本地市场为动力的发展格局,60%以上的产业对非本地市场的依存度在50%以上,而内陆广大地区,其产业发展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其本地市场。这种巨大的差异导致了产业发展潜力的差异和地理集中度的变化,导致许多产业向沿海集中。这种态势也预示着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在产业竞争力培育与市场拓展方面面临较大挑战,也是必须给予政策扶持的重点。此外,从国际贸易角度看,沿海地区产业的国际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对水平,国际市场的变动将直接冲击这一地区产业的发展,或从中获益。

中国工业水污染排放的空间格局及结构演变研究

我国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空间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现有的统计数据不能提供区分区域和行业层面的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数据,无法刻画地市尺度上各个工业部门污染排放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空间认知是制定环境污染控制和区域产业发展规划的科学基础。本文聚焦于工业水污染,构建了新的工业企业水污染排放的空间估算方法,估算分行业分区域的工业水污染排放量,来分析地市尺度上中国工业水污染排放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本文构建的空间估算方法首先将全国分行业污染排放量依据产值分解到省级和地市层面,再依据企业规模校正系数、生产工艺校正系数和环境管制能力校正系数对未考虑区域差异的排放强度进行校正,最后采用适时修正法对污染物排放量的估算结果进行部门和区域的平衡调整。以基于空间估算方法估算的工业COD为例,剔除个别异常值后,2010年省级尺度重点行业工业COD排放量估算结果的平均误差为12.7%,数据质量优良,显示本估算方法较强的适用性。根据本文的结果,发现2005年至2010年间我国工业COD的减排主要由造纸及纸制品业的技术效应贡献,其中又以西部地区造纸及纸制品业贡献突出,其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略有贡献,东北部地区贡献为负值。其他对工业COD减排作出较大贡献的行业包括食品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但不同产业的区域差异显著。基于可持续性发展的视角,技术效应与规模效应同样显著的产业应当作为区域的主导产业予以重点发展。

中国地级行政区域市场潜力评价

从产地—市场空间关系角度,定量分析了我国地级行政区域的市场潜力及其空间格局,揭示了市场通达性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联。我国市场潜力指数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逐级递减,形成了以沿海地区为中心、内陆地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格局,而且差异在继续扩大。市场潜力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在宏观尺度上呈现高度的空间关联,市场潜力高的区域是经济总量集中分布的地区。这种关联印证了市场通达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市场潜力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循环因果关系。这种循环累积效应使得沿海地区在未来发展中将继续处于优势地位,并导致区域发展差异的进一步扩大。鉴于地区间经济联系对产地-市场空间联系的重要性,经济区位分析需将视野从本地市场扩展到地区间经济联系。西部地区发展与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受到距离和运输成本的限制,应重视扩大内需,改善其市场通达性,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检验

已有文献对土地开发、土地收入与城市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探讨,但未能揭示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尤其是没有区分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是土地开发收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投资效应,间接影响包括土地开发收入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强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构建了反映土地收入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的结构方程模型,利用285个城市2000—2010年以及2011—2013年的差分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土地开发收入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2000—2010年间,土地出让收入每增长1个标准单位,城区GDP将增长3.09标准单位,其中土地开发收入的直接影响为0.35标准单位,间接影响为2.74标准单位。土地开发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强对产业集聚和常住人口吸引力的间接效应远大于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直接效应,在间接效应中,吸引产业集聚的影响大于吸引常住人口的影响。不同类型城市土地开发收入对城市GDP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程度不同。

中国北方沙漠化地区生态重建的环境政策研究——基于Bioe-conomic Model

论文以内蒙古沙漠化地区为例,运用Bioe-conom ic M odel,比较自由放牧与耕垦、禁牧与禁垦、控制放牧规模与禁垦的土地利用政策情景下,引进舍饲养牛技术与信贷服务和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对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及其家庭收入的影响,据此探讨中国北方地区沙漠化发展的人文驱动机制以及生态重建的环境政策。结果表明:实施控制放牧规模与禁垦的环境政策,同时引进舍饲养牛技术能够有效地促进生态重建并提高农户收入;引进舍饲养牛技术需要启动基金,提供信贷服务和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是贫困农户引进该技术的前提。因此,迫切需要调整宏观环境政策,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和城乡联系力度,从而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减轻农民对环境的依赖性和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民需要合作组织吗?——沿海地区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组织意向研究

通过LOGIT模型对影响农户加入农民合作组织意向的分析表明 ,兼业农户和离农户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单个农户形成合作组织。有生产经验的农户 ,不愿与别人分享集约种植技术也是阻碍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因素之一。与一般的预期结果不同 ,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户的意向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当前农民合作组织规模小、实力弱有关 ,农民合作组织对于迫切需要降低市场风险的农户缺乏吸引力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户对参加合作组织的行为选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以及在商品性集约经营上进行了较大特殊生产投资的农户对加入合作组织有较明显的积极性 ,他们有可能成为合作组织的先锋者。此外 ,主要通过供销社销售农产品的农户比自足农户、通过农贸市场销售农产品的农户 ,以及通过运销商贩销售农产品的农户更趋向于接受合作组织。可以考虑让农民合作组织替代供销社的功能。最后 ,农户对农民合作组织的投票权分配、成员组成以及入社和退社的限制等组织结构的认知 ,对于他们的意向显示出显著的正面影响。合理设计农民合作组织的组织结构对于吸引更多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组织至关重要。

民勤绿洲生态重建目标下土地利用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选择

水资源过度利用引起的土地退化日益威胁着绿洲地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恢复绿洲生态环境,压缩农业用水势在必行。然而压缩用水后如何保障农民收入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应用Bio-economic模型,定量模拟了压缩农业用水后农户对土地利用和农业结构调整、推广节水技术、增加非农就业机会等政策措施的行为响应。结果显示,压缩农业用水后农民收入将下降到压缩前的53%;调整农业结构、推广闸管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和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缓解压缩农业用水造成的农民收入损失。不同区域农户响应行为有所差异,应因地制宜地采取配套措施。劳动力相对紧张、人均收入较高的泉山区,可提供一次性补贴鼓励闸管灌的采用;人多地少、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坝区,应在加强推广闸管灌技术的同时,增加非农就业机会;生态脆弱的湖区,政策重点应放在劳动力转移上。上述措施最终只能使农民收入恢复到压缩用水前的75%,因此应该考虑给农民提供生态补偿,并积极探索增加农民收入的新途径。

能源约束下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前景

构建了基于动态CGE模型的中国能源-经济-环境政策模型,对能源技术进行了刻画并嵌入了资源耗竭模块,分析了化石能源供应约束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和CO_2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能源供给约束将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起重要作用,由于化石能源供给约束,与基准情景相比,2020年后GDP增速将降低0.7%左右,2050年GDP总量减少17%,CO_2排放峰值出现在2034年前后.低碳发展情景下,产业结构升级和居民消费结构调整等措施可以减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缓解化石能源供给约束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CO_2排放峰值提前到2030年前后,低碳发展情景是在完全不承诺减排与承诺激进减排目标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可以在不影响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通过自身努力实现CO_2的绝对量减排。

透视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基于新资源经济城市指数的评价

城市既是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资源消耗和环境负荷的主要聚集地。为了科学合理评价城市绿色发展程度,推动城市发展走出城市经济、资源和环境发展的三角困境,我们提出了新资源经济的概念框架,并基于此框架,在纳入反映城市环境质量和低碳发展相关指标的同时,构建全面反映城市绿色发展的新资源经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100个城市的新资源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评价,分析了不同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绿色发展规律以及城市群的集聚经济效应和资源环境效应,并利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对城市绿色发展规律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不同城市间新资源经济指数差距较大,沿海地区新资源城市指数得分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2)新资源经济城市指数及经济绩效得分与城市规模、城市发展水平呈积极的正向关系,而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得分并不与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完全对应。(3)按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情况,将其分为四类,并指出了各类型城市绿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改进方向。(4)城市群能够带来正向的集聚经济效应和负向的资源环境效应。

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现状与实现路径

本研究提出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理论内涵: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的脱钩;使可持续性成为生产力。在此理论内涵基础上,把绿色发展分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和绿色发展能力三方面进行考察,并构建了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不同空间尺度下的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现状,进行了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和城市两个尺度的评价。结果显示,浙江、广东、江苏、北京和上海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尺度评价前五名;深圳、杭州、北京、广州、上海为城市尺度评价中的前五名。最后,依据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之间关系的不同,把本研究中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城市分为低位开发区域、绿色坚守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先导区域四个类型;并针对这四个类型实现绿色发展提出了建议。

日本和欧共体农业保护比较与政策分析

近年来 ,在美欧主导的农业贸易谈判中 ,削减农业保护已成大势所趋 ,但对于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基础 ,刚加入WTO的中国农业 ,农业保护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较早实行农业保护的日本和欧共体进行比较分析 ,总结出日本和欧共体农业保护政策的经验教训 ,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京津冀PM_(2.5)浓度控制目标可达性分析

雾霾污染已成为京津冀地区最突出的环境问题,国务院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京津冀地区雾霾治理的浓度目标和减排措施。但是这些减排措施能否够实现PM2.5的浓度目标呢?本文基于数据分析方法,量化了2013—2014年京津冀地区PM2.5浓度与污染物排放量的关系,预测了现有减排措施可以达到的PM2.5浓度以及实现既定的PM2.5浓度目标的大气污染物减排要求,对"大气十条"减排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科学评估。结果显示,现有的减排措施难以实现PM2.5浓度控制目标,天津和河北的大多数地市需要进一步加大污染物减排力度。河北的部分地市即使实现了PM2.5浓度下降25%的目标,PM2.5浓度仍然过高,应改下降百分比为绝对值目标。北京的污染物减排率过高,减排难度较大,可以考虑一个现实合理的PM2.5浓度目标和污染物减排计划。由于污染物减排行动涉及区域经济和民生保障,PM2.5浓度受到风力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治理应确定现实可行的浓度控制目标,并制定相应的污染物排放量管理目标。

新疆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发展研究

文章借助SWOT分析法,对新疆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发展条件进行分析,得出新疆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发展条件的优势在于产业资源优势、城市发展阶段优势和区位优势;劣势在于发展不均衡、产业链单一、产品运输成本高、人才匮乏;机遇在于国家对新疆发展的政策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全国各省市对新疆的援助;威胁在于环保压力大和水资源匮乏。文章运用SWOT矩阵分析方法,指明了新疆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方向。

日本进口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对中国的启示

1996年WHO(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加强国家级食品安全计划指南》中,把食品安全定义为:对食品按其原定用途进行制作或食用时不会使消费者健康受到损害的一种担保。在我国食品安全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食物数量保障,二是食品中有毒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它与"食品卫生"同义。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安全。据WHO估计,进食不安全的食品导致亿万人发病,这一问题在不发达国家更加严重,如食源性腹泻仍是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年全世界大约有220万人为之丧生。食品生产及加工的新技术与新工艺带来了新的危害,由此引起的食品贸易也纠纷不断。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出问题,是制约我国食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直接影响着我国的食品出口。加入WTO后,各成员国利用关税手段保护本国市场与国内同行业的余地已非常小,于是便纷纷转而采取技术性贸易壁垒行使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技术性壁垒大大增加。据报道,我国2003年受贸易技术壁垒影响的出口额达95亿美元。发达国家是绝大多数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的发源地,他们依靠先进的经济和科技优势,不断设置新的技术标准,提高农产品进口门槛。日本是我国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近些年我国农产品出口日本屡屡遭遇其技术贸易壁垒的影响,如何进一步了解日本国的相关管理体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

思考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必须完整理解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一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脱钩,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二是资源环境可持续性成为生产力,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经济绿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是"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重点解决好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发展之间的冲突,优先考虑可持续性;第二阶段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兼顾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第三阶段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可持续性成为生产力。当前,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理论研究尤其要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大课题:一是环境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的融合,二是环境管控与空间规划的衔接,三是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的资产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解决好两个根本性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追本溯源可以上溯到1984年完成的京津唐国土规划,此后经历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至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7年4月中央作出建设雄安新区的战略决策,期间经过了三十余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

用强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经济绿色增长

自然生态系统不仅可以为人类生存直接提供各种原料或产品（洁净空气、水、食品、木材、纤维等），而且具有调节气候、净化污染、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服务功能，进而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与生活质量所贡献的产品和服务统称为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