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探论

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和文化发展观来看,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必须尊重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人民是文化发展的价值主体;文化发展依靠人民,人民是文化发展的创造主体;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是文化发展的享受主体。社会主义文化主体观昭示了文化发展中基本动力和根本目的的内在一致性,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和价值标向,强调在共建共享中着眼于不断提升人的整体素质,促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论“二次革命”中的黎元洪

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革命党人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酝酿二次革命。当时在中国能够左右政局的有三大政治军事力量,即北京的袁世凯集团、武昌的黎元洪集团和据有华东、华南的国民党势力。此时,作为第三势力的黎元洪,其地位举足轻重:从政治上看,黎元洪是副总统,在中间派中很有人望;从军事上看,黎元洪占据湖北,处于北洋军南下之必经之路,如黎元洪支持国民党,则袁世凯颇为棘手,而黎元洪倒向袁世凯,则国民党必败无疑。在这个政治三角角逐中,黎元洪成为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均极力争取的对象。黎元洪权衡利弊,决定倒向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他以湖北不靖为由,电请北洋军再次入鄂,震慑南方革命党人,黎元洪充当了北洋军阀镇压这次革命的得力帮凶,可以说二次革命就是袁黎两人共同镇压的。

晚清湖北教育发展概略

湖北教育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楚国就与宋、鲁并列为全国三大文化教育中心。此后直至鸦片战争前夕,湖北教育再也没有达到那样显赫的位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湖北不仅是资本主义列强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重点,而且也是洋务运动后期的中心。晚清湖北教育事业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巨变,经历了重大变革和发展,许多方面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在促成辛亥革命,推动社会进步,发展新式教育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着力扩大文化消费的实现路径

着力扩大文化消费,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提高文化消费水平,是扩大内需战略的重点要求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必须加强对社会文化消费的引导,全面落实国家促进消费的政策,建构扩大文化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推进文化消费商业模式创新,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能力,以利于保障和改善文化民生,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陈云群众观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陈云在长期革命生活中十分重视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作用,从而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群众观点,表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生动的时代特色,对于今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搞好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鄂北抗战中的张自忠

抗日战争中,鄂北地处战时首都重庆前卫,战略地位特别重要。日本侵略者为巩固武汉外围,从1939年4月至1940年6月,先后在鄂北地区的随县、枣阳、襄阳一线向中国军队发动侵略攻势。张自忠率部与日军周旋于鄂北地区,战斗十分激烈,最后以身殉职。

萧耀南督鄂述论

湖北是长江中上游的要区,武汉是近代中国的心腹要地。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的皖系和直系,特别是直系,长期在湖北进行统治。在北洋军阀统治湖北的整个时期中,萧耀南前后统治湖北长达5年之久。他在督鄂期间,极力维护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搞军事独裁专政,为曹锟"贿选"总统卖力;与军阀吴佩孚合谋阻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镇压工人运动,制造二七惨案;阻止五卅运动在湖北的发展,在汉口惨案中为帝国主义效忠;积极支持和参与两次直奉战争,进行军阀混战;为求自保,抗段﹙祺瑞﹚联孙﹙中山﹚,明争暗斗。

王占元督鄂与武宜兵变

辛亥革命后不久,湖北沦入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王占元是民国以来第四任鄂督,王统治湖北七载,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主鄂时间最久的军政首脑,其督鄂时间之长仅次于当时阎锡山之督晋。王占元作为北洋军阀的典型代表,督鄂期间,一切以保持自己的地位为主旨,疯狂镇压湖北革命,强化封建专制统治;贪财好货、巧取豪夺,姿意搜刮湖北人民财富,激起湖北各地多次兵变。他的黑暗统治不仅使湖北各地遭到空前的掠夺和压迫,同时兵变也使湖北各地受到极大的骚扰破坏。

维新时期严复思想述评

严复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严复感受到了国危民困的切肤之痛,也唤起了他救亡图存的激情和勇气。甲午战争至戊戌政变以前即维新运动时期,是严复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具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作用的文章,还翻译了《天演论》等著作,系统地介绍西方文化。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有着深远的影响,占着重要的地位。

护法运动时期湖北“荆襄自主”述论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任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仍然站在斗争的前列,直接主持和领导了护法运动,成立护法军政府,讨伐北洋军阀段祺瑞。在护法战役的胜利鼓舞下,全国各地反对北洋军阀的力量纷纷揭竿而起。湖北地区的护法斗争起事较迟,但来势较猛,影响亦最大。湖北"荆襄自主"的发生和失败,有许多重要原因。尽管"荆襄自主"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仍然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抗战时期陈诚主政湖北述评

抗战时期,陈诚曾先后两次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前后主鄂共五年多。陈诚主政湖北期间,除坚持对日抗战外,他甚为关注湖北教育的发展,创办"联中",实行计划教育,促进了抗战时期湖北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此外,他还注重发展战时湖北的经济,发展农业,实行"二五减租",兴办工厂,发展交通,促进了湖北经济的发展。整顿吏治方面,严惩贪官污吏,严禁烟毒,为建设抗战时期新的湖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武昌起义后的宋教仁

武昌首义后,为了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扩大首义后的革命影响,宋教仁先后在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亲自参加和领导了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工作,先后参加并主持制定了《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实现资产阶级法制的开创者和具体实行者。

中国海军与武汉保卫战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在整个武汉保卫战中,中国海军以极其弱小的兵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长江中游地区配合中国陆军、空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获得了极为辉煌的战果,谱写了民族自卫战争的光辉篇章。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斗争——以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日租界为例

1926年12月初,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分别发表北迁通电,宣布为适应环境,迁往武汉。13日,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汉正式成立。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标志着国民政府已迁都武汉。从此,历史进入了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迁都武汉后,武汉国民政府在外交战线上面临的是艰巨的挑战。从"一·三"惨案到收回汉口英租界,以及其后"四·三"惨案的发生,都可以看岀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革命力量同外国在华势力激烈冲突的轨迹。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外政策述略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下进行的,由于国民党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由各党派参加的民族联盟的建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形式,两党只是遇事协商,解决有关问题。因此,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和外交方针,也是依据各自制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实施的。由于国共两党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不同,因而在抗战路线和对外政策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抗战时期鄂北地区文化活动述要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大批文化机关、团体和文化人移向鄂北,鄂北立刻变成了湖北新的文化中心地带。这里曾发生过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锣鼓歌声口号标语曾覆盖过这片土地。《新华日报》曾多次报导此地的抗战文化工作,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周恩来的介绍和推荐下专程来此地采访,盛赞其为“文化战区”、“模范战区”。在这块土地上,一度聚集了流亡热血青年数千人之多。

未来我国文化发展的新趋势

未来五年,我国文化发展将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和黄金发展期,必然出现三大新趋势:一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协调化,有利于空间结构优化和均衡性、可持续增长;二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融合化,有利于促进相关产业的文化化和提升产业竞争力;三是文化消费需求的扩大化,有利于提升文化民生发展水平。这三大趋势标示了未来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指向和重要特征。国家宏观战略的有力制导,重大政策取向的有效引导,市场化改革和市场力量的强力推动,文化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强劲支撑,则成为这三大新趋势形成的深层动因。

基于EPC总承包模式的项目管理要点

当前,由于EPC总承包模式能够提供全面而专业的技术支持和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为业主提供专业、全面的工程管理服务,从而使业主在工程管理、合同管理、组织协调等方面的工作负荷最小化,因此,在日常工程建设管理过程中,深受喜爱。文章对 EPC模式下的工程总承包管理重点进行了讨论,以期对有关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1915年汉口抵制日货运动研究

近年来关于抵制日货运动的研究硕果累累,但既存研究带有较强的区域色彩与时间范围,对于中国内陆的抵制运动与非典型时段的具体研究稍显不足。1915年汉口抵制日货运动的爆发,不仅是由于"二十一条"所引发的爱国情感,更为重要的是汉口这个城市具备发生此类冲突的社会生态。汉口重商与"狂暴"的城市特性,新式报刊在汉口的发展,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的余温,以及日本在汉的势力等都造成了汉口与日本势力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