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产假对流动女性“生育—失业”的影响基于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本研究提出延长产假的“社会分化效应假说”,来重新解释因为延长产假而在流动女性群体中出现的“生育—失业悖论”,并利用2016年中国各省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这一外生事件和2016年、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该理论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延长产假能够有效提升流动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但同时也会显著增加流动女性的失业风险,产假每延长1个月,流动女性失业的概率就会增加11.76%。但是,产假延长只提升了高社会经济地位流动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却使得低社会经济地位流动女性的失业风险升高。作为保护弱势群体的家庭政策,产假延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新的不平等,使低社会经济地位流动女性陷入更困难的境地。本研究不仅拓展了低生育问题研究视域,也为完善公共政策和引导现代家庭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少子化背景下生育质量研究:一个分析框架

生育是生命历程的开始,生育质量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起点。文章在生命早期1000天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医学、人口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对生育质量的相关研究,总结凝练了生育质量的概念内涵,创新性地提出生育质量的分析框架。生命最初的几年是孩子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身体生长发育迅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同时,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具有较强的脆弱性。在孩子的这一时期进行投资,可以使其获得更高的生育质量,为孩子将来学习能力、健康状况和职业发展等方面创造更多有利条件。生育质量是对孩子出生结果的一个综合性考量。深入考虑个体成长发育所特有的不均衡性和阶段性,我们将生育质量划分为生理性特征和功能性特征两个维度,即出生时的一系列生理性特征和成长过程中最早表现出来的功能性特征。生育质量贯穿于母亲从出生至分娩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备孕、受精、怀孕和分娩的全生育过程。这一过程嵌套于父母特征、家庭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多个圈层环境系统中,不同圈层环境对生育质量的影响以父母特征为核心向外逐渐减弱。该分析框架不仅对于应对当前面临的低生育问题、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且为理解家庭、社会以及文化传统的变迁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三孩政策下家庭教育期望及其生育效应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育观念转变,家庭生育决策进入日益理性化和成本约束的阶段。父母较高的教育期望和激烈的教育竞争影响着家庭生育意愿和行为。通过构建家庭资源约束条件下教育期望、培育策略与生育效应的分析框架,并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考察了教育期望对家庭生育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期望显著提升了生育一孩的概率,但降低了家庭生育二孩的概率,较高的教育期望引致家庭采取“质量替代数量”的生育决策。异质性分析发现,教育期望对不同阶层生育数量和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形成分化效应。较高的教育期望显著降低了中低收入阶层家庭二孩和三孩的生育意愿及行为;但在高收入阶层,较高的教育期望并未对家庭二孩和三孩的生育意愿及行为产生挤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教育期望形成替代效应,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越低,教育期望对二孩生育的挤压效应越大。机制分析发现,较高的教育期望显著降低了家庭的男孩偏好,说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越重视孩子的质量而非性别和数量,带来少子化的生育决策。家庭教育期望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逆性和不同群体的趋同性,必须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和缓解家庭养育焦虑。通过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提高城乡教育均等化水平,提供多元化的市场养育服务,改善家庭的生育预期,进而提高家庭生育率。

三孩政策下托育服务可及性与生育释放效应

面对日趋严峻的生育形势,我国渐进式地放开了二孩、三孩生育数量限制并采取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在三孩政策的背景下,探究以托育服务为代表的生育支持政策如何影响生育意愿对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21年湖北省托育机构普查数据与第三期“湖北百县生育调查”数据,从托育机构的类型、招生规模、师资力量、经营投资等方面综合分析托育服务发展的现状;基于多维视角,通过托育服务的规模、密度、普惠和质量四个维度构造托育服务可及性指数,重点研究托育服务可及性对城乡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托育机构普查结果显示:湖北省现有托育机构2167家,每百婴儿托位数为6.53个,每百平方公里托育机构数为4.59个,生均月收费占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8.08%,仅有18.3%的托育机构提供多样化的托育服务。回归结果显示:托育服务可及性的增强显著提升了城乡家庭的生育意愿;托育服务可及性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乡家庭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概率增加20.3%,有三孩生育意愿的概率增加7.1%。进一步研究发现托育服务普惠和空间可及性的增强可以显著提升城乡家庭的生育意愿,尤其是二孩生育意愿;托育机构数量的增加既能提升城乡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又能提升其三孩生育意愿;托育服务质量对城乡家庭的生育意愿影响不明显。

性别视角下生育意愿研究

使用2014年和2021年“湖北百县生育调查”数据,研究性别视角下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及内在机理。结果表明,相对于女性,男性的生育意愿更高,男性二孩生育意愿比女性提高了32.36个百分点,三孩生育意愿提高了76.56个百分点。在使用反事实方法处理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差后,性别差异依然显著存在。同时,随着人口政策的放松,生育意愿性别差异也因生育空间释放而逐步扩大。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性别差异只出现在男性占据优势地位的传统婚姻匹配模式中,它通过男孩偏好和性别分工来调节男女的生育意愿。男性的男孩偏好提升了男性的生育意愿,而“生育-工作”冲突则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同时,这两种调节机制随婚姻匹配模式的转变会逐渐消失。

三孩政策下生育质量研究

生育质量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和基础。本文基于国内首个出生队列追踪调查——武汉出生队列追踪调查(WBCS)数据,以生命早期1000天理论为基础,从孩子出生时和成长发育过程中的生理性和功能性两个方面构建生育质量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3049个同一年份出生婴幼儿的生育质量指数,重点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四个维度分析其影响因素。数据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大多处于中等水平,但分化较为明显。城市家庭一孩、二孩的生育质量相差较小,随着孩次由二孩向更高孩次增加,生育质量明显降低。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加,生育质量呈下降趋势,且这一趋势在母亲35岁以后更加明显。母亲受教育水平从初中及以下提升至高中/中专/技校对生育质量的边际效应更大。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密切相关。随着婴幼儿成长发育环境向外的不断扩展,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对生育质量的影响逐渐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特征是影响婴幼儿生理性方面的重要因素,养育模式对功能性方面的影响贡献最高。

新文科视域下大学课堂立体教学模式研究

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特色高等教育文科人才培养体系的需求,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立体课堂教学模式逐步成为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的新方向。本文在总结传统高等教育教学模式弊端与大学课堂教学改革现状的基础上,从导向、方法、要素、策略、工具以及组织等方面阐明建构主义视角下大学立体课堂的教学模式,提出通过将问题嵌入课堂、采用建构式主动学习法、知识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内外相结合以及打造多元师资团队等创新教学路径,助力一流课堂教学建设,全面推进立体课堂协同育人,为开展新文科建设提供参考。

非自愿移民经济再发展:基于人力资本的分析

以往对于非自愿移民的研究多是关注制度安排和安置环境对移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则是重点探讨移民自身的人力资本在其经济再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着重大的社会变迁,对于非自愿移民来说,这种变迁集中体现为移民的发展不仅受限于经济制度和政府政策,其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丹江口库区和巴东三峡库区的抽样调查,本文重点对影响移民经济恢复的人力资本因素作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因素对移民的经济恢复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和非移民相比,一些人力资本因素对移民的经济恢复失去了效用,并且不同搬迁时间的移民的人力资本失灵状况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在搬迁初期移民的人力资本失灵更为严重。在劳动力市场较为完善的条件下,人力资本才能对移民经济发展发挥更好的效应。

中国农民工的长期保障与回流决策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回流一直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引导大规模农民工顺利流向城市并融入城市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农民工的回流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对农民工回流的解释,显然忽视了农民工城乡长期保障的影响效应。本文希望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用长期保障解释农民工回流现象。首先根据已有文献对农民工回流原因的研究提炼了长期保障的涵义,将其划分为城市长期保障和农村长期保障;然后构建了一个基于长期保障的农民工回流决定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3年全国8个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这一模型;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了城乡长期保障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机制。在当前中国,长期保障才是农民工回流农村问题的关键。分析结果显示,城市长期保障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且对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影响更显著,对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农民工影响更明显。城市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住房性质为自购自建或者有城镇居民医保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农村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户籍地有耕地、有新农合或者上一年寄回老家钱物越多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更强烈。因此,健全劳动合同关系和城镇居民医保体系,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有利于减弱农民工的回流意愿。

工作时间、业余生活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本文基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工作时间、业余生活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当以制造业农民工为研究样本来控制工作时间的外生性,并用同一社区内其他农民工的业余生活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其内生性偏误之后,本文发现,在城市的精神感受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因素,每天加班工作时间越长,每周工作天数越多,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低,且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对加班时间更加敏感;吸烟、玩麻将和电脑游戏等业余生活会降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对个人发展有利、层次较高的业余生活会促使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主动实现市民化。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与城市融入分析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和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利用2010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农民工在城社会保障状况做了分析,并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借助计量经济学工具,研究了社会保障状况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参与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的提高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积极影响。缴纳过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相比未缴纳者城市融入水平更高;居住在廉租房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起正向作用,而居住在免费房或租房则起着反向作用。

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新技术获得

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改变了农村劳动力的发展空间,而流动空间的开放会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发展。本文使用湖北省农户调查数据,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的农业和非农业技能获得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外就业流动累计时间对农村劳动力农业生产新技术获得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曾经是技术人员或者私营业主的返乡劳动力相比一般工人回流后更愿意接受农业新技术;在外务工时间越长、工作越稳定,获得技能培训的机会也就越多,曾经是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私营业主的农村劳动力,相比一般工人获得非农技能的概率更高。

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2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依据2012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性质和住房租金状况,并运用多项logistic模型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流动人口住房支付能力低,多数选择租住低价房;但随着家庭平均文化程度的提升,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越大,越倾向于选择租住高价房;随迁人数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自有住房或租住高价房的概率越高。此外,不同规模城市的流动人口在住房选择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性。

职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国106个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不同类型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职业水平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职业垂直上升流动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垂直上升流动的跨度以及最后进入的职业层次的高低都会对其城市融入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最初职业为一般劳动力,通过职业垂直上升进入到管理精英阶层的农民工,他们的城市融入意愿高于进入到技术精英阶层的群体,而从技术精英转为管理精英的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意愿更强。

非自愿移民、搬迁方式与能力损失

本文关注的是搬迁过程中非自愿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损失。文章基于2007年8-9月对湖北省丹江口市、郧县和河南省淅川县24个乡镇3145户库区居民的抽样调查,实证分析发现,库区居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他们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地位的提高有着显著的作用,这一作用对于非自愿移民群体也同样适用,不过非自愿移民群体在搬迁过程中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发生了损失,能力损失的多少与移民搬迁的距离和安置的分散程度成正比。对于财富积累的影响,多次搬迁的移民能力损失最为严重;就阶层认同来说,分散外迁的移民能力损失则最多。

人口红利、人力资源再开发与经济发展

本文回顾过去三十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随后结合当前普遍发生的"民工荒"现象对第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延续做了分析,并提出第二类人口红利理论,研究认为,在第二人口红利开始之前,延续第一人口红利的有效途径是对现有人力资源进行再开发,以适应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对现有人力资源的开发重点是对劳动适龄人口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加大青少年教育投入和老年人力资源再开发。

市场能否改善进城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市场化、人力资本与农民工收入

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市场化对城市职工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的现状及不同市场化程度下的差异。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工收入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存量、增量和投资的因素对农民工的收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农民工的教育、专业技术和工作经验的回报率在逐步提升,其中专业技术的回报率提升最为明显,而技能培训的回报率则快速降低。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目前的培训市场满足不了企业对农民工的专业技能需要以及农民工就业的高流动性,这是导致农民工技能培训回报率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而下降的主要原因。

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

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应当成为一种新推力。目前存在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巨大、财政转移支付法制不健全、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省对省以下政府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滞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力不匹配等一系列问题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向市民的转变。为了促进这一问题的化解,需要建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挂钩的机制,把农业转移人口纳入财政转移支付范围,同时通过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建立转移支付资金监督机制、探索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统筹转移支付支出的优先顺序等措施,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长期保障与市民化研究

文章利用2013年武汉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长期保障现状做了评估,并借助计量经济学工具,分别研究农村和城市长期保障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城市长期保障的缺失阻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而农村长期保障可以为农民工提供稳定的生活来源,是其回流农村的主要动力。农民工参与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其市民化有正向影响,而参与工伤保险却起着负向作用。市民化程度和市民化意愿会随着农民工城市长期保障水平的提高而增强,但是当长期保障达到一定水平后,保障因素的增加对市民化产生的作用在减弱,农民工开始转向为对发展型因素的需求。整体而言,长期保障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要强于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本文旨在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将不稳定就业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和企业访谈案例,结合广义倾向值匹配等方法进行经验论证。本研究梳理出不稳定就业的一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经济转型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发现,在资本积累及劳动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不稳定就业现象。资本通过控制农民工就业流动而达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目标,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再生产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悖论:不稳定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工资水平,但是不利于其家庭成员随迁。这种资本积累方式的隐蔽性在于,所谓的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