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口瓜洲一水间——论唐人选唐诗的地域因缘

《文选》在唐代的地位很高,学者追捧,士子研习,“文选学”随之兴起,来自扬州、润州的曹宪、魏模、公孙罗、许淹等众多学者注音释义,推动“文选学”走向兴盛,其后“文选学”迅速突破地域局限,风靡京师,辐射全国。在“文选学”的影响下,“诗选学”逐渐酝酿成熟,京师掀起编撰浪潮,著名诗选家殷璠辑录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荆扬挺秀集》,三部选本均与扬州、润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部分唐人选唐诗与“文选学”不仅存在学术渊源,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因缘,即“文选学”由扬州、润州流传到京师,“诗选学”由京师流传到扬州、润州,二者传播路线相同,方向相反,都与扬州、润州有着不解之缘。

江夏李氏考索——以李善家族为检讨中心

李善家族源于江夏李氏,然而年代久远世系混乱,近年出土墓志若干,结合出土文献可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重新勘误补订。李善一系规模较大的迁徙约有四次:赵郡——颍川——江夏——浙东——江都。江夏李氏屡遭战乱,政治地位下降,经济优势丧失,仅能通过文化价值凸显门户优势,主要表现为学术研究的丰富与艺术才华的出众。李式与李充、李善与李邕的出类拔萃均体现出明显的家族特性,表明家族文化的内部传承直至唐代依然存在并且具有强劲的生命力。

《箧中集》诗人——王季友生平考证

王季友是盛、中唐时期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才学人品受到岑参、杜甫、钱起等人推重,同时代殷璠《河岳英灵集》、元结《箧中集》并收其诗。但王季友身后湮没无闻,生平失考,诗歌散佚。今人较少关注,研究亦有疏漏。本文认为王季友隐居河南时期的身份是隐者、诗人兼商人,宝应元年因友人李勉的举荐出任华阴尉,此后仕宦经历与李勉息息相关,并于大历二年归隐山林。

“好事者”——唐诗民间书写传播的桥梁

以唐诗为考察对象,“好事者”当是一类人的统称,这类人姓名不详,身份迥异,分布广泛,数量巨大,以自己的方式收集诗歌,追寻诗人,并在有意无意之间书写传播诗歌。“好事者”作为普通民众中的一员,绝大多数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部分“好事者”以“好事者”之名闪现于文献材料之中,少数“好事者”留下了姓名。“好事者”的加入使得唐诗的民间书写传播更加复杂多变,同时也为诗人作品提供更为宽广的认知空间。

天宝三载的诗学意义

天宝三载是唐代历史上看似平静实则暗潮汹涌的一年,对于政局而言:李林甫、安禄山、杨玉环已在各自领域成功获得玄宗的最高信任,朝廷、边疆、宫掖各种腐朽势力都在迅速膨胀。对于文坛而言:身居高位的贺知章与平步青云的李白同年离京摧毁众多士人的梦想,官方的《国秀集》与民间的《河岳英灵集》均以天宝三载为界,这既是政治微妙的外化,也是文学渐变的前兆。及至天宝三载盛唐著名诗人已悉数登场,又渐趋消失,创作已露中唐风貌,盛唐诗歌先于"安史之乱"十余年走向终结。

边缘的歌吟——论唐诗的民间书写

唐诗的民间书写关注的是"唐代社会最下层的民众对唐诗的接受和改写。"与文人创作相比,民间书写始终处于边缘地带,未曾受到关注。然而唐诗的辉煌当由文人创作与民间书写共同缔造,文人有意无意靠拢民间需求,民间积极主动接受文人作品,唐诗空前兴盛,民间力量不容忽视。近来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与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民间书写出现数批大宗文献,主要有敦煌文书、吐鲁番学郎诗、长沙窑瓷器诗、山西墓志盖题诗、铜镜题诗、曲辞等。民间书写是处于接受进程中的文学形态,具有广泛性、趋同性、实用性、随意性、趣味性等过渡特色。

《翰林学士集》题名职官与诗歌编年新考

《翰林学士集》所录诗作皆标明职官,为考其编年和诗人生平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学界对该集题名职官、成诗年代等尚存争议。对其中争议较大的《四言曲池酺饮座铭并同作七首》、《五言七夕侍宴赋得归衣飞机一首应诏》、《五言侍宴延庆殿同赋别题得阿阁凤应诏并同上三首并御诗》、《五言奉和浅水源观平薛举旧迹应诏令同上五首并御诗》进行考辨可知:四组诗歌分别作于贞观二年九月、贞观四年七月、贞观十七年十一月、贞观二十年八月;《翰林学士集》的题名职官基本属实,不可轻易否定;许敬宗绝非《翰林学士集》编者。

殷璠《丹阳集》考辨

《丹阳集》是现存唯一一部以诗人籍贯为收录标准的唐人选唐诗,由于该集早已散佚,无法窥测全貌,学界普遍以《河岳英灵集》为标准考察《丹阳集》,忽视甚至无视其独立价值,《丹阳集》亟需重新认识。《丹阳集》当是殷璠应举落第流连长安之际在宫廷风气影响下编撰的地域选本,以揄扬润州诗人、壮大故乡声势为目的,与仕途达否并无直接关联,马怀素、陶翰二人诗歌落选的真正原因是他们与殷璠向无交集。《丹阳集》明显的宫廷风尚使其个性色彩并不鲜明,但客观上却更加契合当时的文化环境与社会氛围,流传更为广泛,在盛、中唐时期影响甚至大于《河岳英灵集》。

李善“文选学”实绩探微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成书之后影响深远,治选者代不乏人,研究渐成伟业,最终突破格局发展成为"文选学"。曹宪弟子李善笃实渊博,源于家族的学者气质与仕宦的流徙经历使其成为决定"文选学"走向的关键人物,所撰《文选注》实为集大成之作。李善在朝推动"文选学"由民间走向官方,在野促使"文选学"由江淮扩至汴郑,而其门生由擅长学术转为偏向文学更是初盛唐时期诗歌转变的前奏,至此"文选学"与唐诗发展轨迹呈现渐趋清晰的联系,最终迎来黄金时代。

内蒙古地区职业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探索

由于内蒙古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各级职业院校对《大学语文》缺少必要的重视支持,使得内蒙地区职业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地位尴尬,主要有课程定位模糊,管理欠妥、内容杂乱、教法单调等诸多问题,我们应当利用现代教育手段实施分层次教学,建立合理的评估体制,并适时开展《大学语文》延伸教学。

贺兰敏之考论——以李贤与王府文士为中心

贺兰敏之曾是唐高宗、武后时期炙手可热的权贵人物,春风得意之际朝中官员竞相攀附,贺兰敏之亦喜附庸风雅,其短暂一生的起落成败左右甚至改变了多位学者文士的遭际命运,种种迹象表明李贤和王府文士的困顿坎坷与贺兰敏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贤作为武后次子,颇得高宗赏识,但在如何对待李贤的问题上武后与高宗出现分歧,再加上贺兰敏之的介入,使得原本复杂微妙的局势更加扑朔迷离。为保护李贤,高宗强力监督王府文士;为控制李贤,武后严厉打击王府文士。十数年间,经过高宗的贬斥与武后的清洗,曾与贺兰敏之、李贤过从甚密的王府文士凋零殆尽,二人亦死于非命。

《文选》研究百年述评

近一百年来的《文选》研究可分为1919至1949年的低谷期、1949至1976年的停滞期、1977年至今的复兴期三个阶段。学界在版本、编者、成书、宗旨、作品等诸多研究畛域取得丰硕成果,但亦存在若干阙失。要将"新文选学"推向纵深,尚有待新材料的发现及新方法的运用。

“汉书学”的历史流程及其特征

《史记》与《汉书》是中国史书的两大典范,《史记》成书较早研究却相对滞后,《汉书》晚出但在汉魏六朝广泛流行,并于隋唐之际形成影响深远的"汉书学"。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汉书学"特征渐趋凸显:注音、释义为主;著书、授徒并举;抄撮、抄撰盛行。"汉书学"的繁荣为后起的"文选学"奠定基础,是"文选学"迅速发展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