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中的“鸟言兽语”之争

"鸟言兽语"之争伴随着童话传入中国的进程始终没有停止,但论争的双方和焦点都在不断变化。1920年代周作人等人与保守派论争的焦点集中在国民性"猫化狗化"上;1930年代童话题材开始左转,论争焦点转移到"鸟言兽语"是否"赤化"青少年思想上。通过这些争辩,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主要形式、"鸟言兽语"作为童话的重要形式,这一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试论《秋海棠》在20世纪40年代的媒介传播

20世纪40年代,《秋海棠》在整个沦陷区引起巨大反响,继《申报》上连载后,被移植为其它剧种,如沪剧、话剧以及越剧,甚至被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如此盛况堪比当年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造成这种连锁反应的原因除了《秋海棠》这部小说本身优秀外,沪剧、话剧、越剧以及电影这几种艺术形式对于《秋海棠》的传播亦是起了一定的推介作用。

“现代”之后:郑敏后期诗歌的“古典”及意义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郑敏着重思考古典诗歌传统之于当代诗歌的价值,认为古典诗艺有许多地方均值得当代诗歌学习和借鉴,如节奏感、结构、语言以及境界等。1980年代后郑敏的诗歌写作就呈现出了古典诗艺的特质,这不仅表现在她对节奏感和古典意象的强调和使用,还在于她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无论是在诗歌理论上对传统诗艺的重视,还是在写作上对传统诗艺的传承,都是郑敏面对当代诗歌危机而作出的一种自救,也是其重建诗歌精神的一项措施。从诗歌的发展现状来看,这种自救和措施超越了个体写作范围,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北村小说标点符号的运用——以《周渔的喊叫》为例

《周渔的喊叫》是北村写作转型初期的一本爱情哲学小说,宣示着对信仰以及人性困境的思考。在文本中,标点符号也成了北村表达此主题的一个重要载体,他在人物的对话中不使用双引号,且在文本中大量使用省略号以及少量的破折号。如此手法既利于读者理解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缩短读者与小说人物的距离,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又能促使读者更好地解读"信仰"以及"人性困境"的文本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