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冰冻圈背景的中国西部五省(区)旅游生态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西部五省(区)旅游生态效率的提升,既关乎旅游业自身高质量发展,又关乎西部生态保护与绿色可持续发展。本文以冰冻圈旅游分析为背景,基于碳排放约束视角,从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三个环节构建西部五省(区)旅游生态效率测算框架。在此基础上,采用超效率SBM(slack-based measure)模型对2013—2021年西部五省(区)旅游生态效率展开测度,并采用灰色关联度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西部五省(区)整体旅游生态效率水平不高,其中,甘肃旅游生态效率较高,高于西部五省(区)整体平均水平。(2)2013—2021年期间,西部五省(区)整体旅游生态效率呈增长态势,其中,西藏增速最为显著。(3)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碳排放结构、冰冻圈禀赋与环境规制是旅游生态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冰冻圈环境对其他因素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随着冰冻圈工程服役的提升,西部地区旅游流、物流、资金流将显著提升,冰冻圈禀赋将从以往的限制因素逐步转变为经济优势。通过提升冰冻圈旅游效率,将有力助推和提升冬春季西部五省(区)的旅游生态效率。

“双循环”发展水平的空间效应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运用Moran’sI与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2001—2020年“双循环”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影响因素以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双循环”发展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效应显著,某省“双循环”发展水平不仅受自身因素影响,还受邻近省份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2)信息流动和人力资本水平对“双循环”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驱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金融发展水平和区域资源禀赋对“双循环”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制约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3)法治化水平对“双循环”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驱动作用,但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双循环”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制约作用,但也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ESG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驱动模式研究

从企业社会责任到ESG的延续与转变,标志着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理念实现了重大进阶。本文以深市A股135家医药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在ESG背景下从组态视角探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竞争程度、社会监督水平、企业组织冗余、企业产权性质、高管学历水平以及行业协会任职经历这七个前因条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联动效应及其驱动模式。研究发现:单个前因条件并不构成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必要条件,且各前因条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不同前因条件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驱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体而言,存在四种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适配性选择方案,分别为经济推动型、压力驱动型、认知推动型和能力推动型模式。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共同富裕

基于“共同性”、“富裕性”与“发展性”特征,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体系,并利用2013—2020年31个省份平衡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过内生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推动非农就业促进共同富裕;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与互联网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显著。

“双循环”发展水平测度、时空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运用熵权法-TOPSIS组合权重模型对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双循环”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借助描述性统计、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灰色关联模型对其时序演变、空间格局与外部驱动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且在30个省份之间差异较大。(2)研究期内,各省份“双循环”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增长缓慢;时序上,呈现向坐标轴正向扩张的演进趋势,正随时间推移逐步提升;空间上,“双循环”发展水平演变非均衡性特征明显,呈现由东向西渐次降低的梯度分布特征。(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施效果的外部驱动因素地区差异明显,其驱动因素的作用程度(即关联度)按金融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地区法治化水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依次递减。

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治理效应:基于会计-税收差异视角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因此,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正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话题。基于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会计-税收差异视角检验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治理效应、影响机制及其异质性效果。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会计-税收差异具有治理效应,即数字化转型会显著抑制会计-税收差异。机制分析与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应表现为内部控制质量改善和信息透明度提升效应,从而能够抑制管理层私利行为所引发的会计-税收差异。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会计-税收差异的治理效应在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媒体关注度较低的组更显著。拓展性检验表明,相较于小额、负向和非操纵性会计-税收差异,大额、正向和操纵性会计-税收差异更具有信息含量,相应地,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应也更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与壮大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以我国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而且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小规模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以A企业为例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国有企业一直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管理效率低下、监督与激励机制失效、企业活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深化国企改革成为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方向。A企业的混改引入机构投资者?实现了无实际控制者?国企混改如何进一步推行?A企业这次具有指标意义的混改让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使得“混改”这一老话题成为了新热点。本案例从研究A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入手,探究其通过引入机构投资者实现混改的成功经验,以期为其他企业顺利实现混改提供实践经验借鉴和启发。

共同机构投资者改善了投融资期限错配吗?——基于供应链关系治理机制

共同机构投资者同时关联行业内多家上市公司,集成强大的信息资源网络,影响企业投融资结构安排。文章以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共同机构投资者与投融资期限错配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的存在、持股比例、横向联结均有助于改善投融资期限错配。机制检验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增强供应链上话语权、提高商业信用水平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在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开源节流”效应,进而减少投融资期限错配。拓展分析表明,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与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协同作用,对内部控制有效和媒体关注较高的企业作用更为明显;共同机构投资者还能弥补不完全契约和正式制度的缺陷,尤其是对契约环境较差、行业竞争度较低的弱势群体起到了替代性治理作用。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还能进一步强化供应链系统稳定和推动可持续发展,这对助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